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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的革命生涯
时间:2017-02-09 11:22:21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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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季霞(系郑凯卿的女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全国50多名党员中,有唯一一位工人党员,他就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郑凯卿。郑凯卿对党的热爱、对革命的忠诚、对同志的真情、对敌斗争的机智勇敢和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均堪称一代共产党人的楷模。然而,长期以来有关郑凯卿的报道却为数甚少,其革命经历少为人知。本文作者在收集整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这篇《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的革命生涯》的文章,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郑凯卿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风貌。本刊特予刊载,以飨读者。

文华“技师”参加武昌起义

        郑凯卿,1888年3月24日出生于湖北武昌铁铺岭郑家力山松树湾一个雇农家庭,少时父母相继病逝后,被人力车工人陈万年夫妇收留并给予生活资助。贫苦的郑凯卿做过书童,卖过烤红薯、蒿芭等,饱经人世沧桑。

        1906年,郑凯卿在武昌昙华林一带挑水谋生,武昌文华大学(1871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的老师见他老实忠厚,勤快能干,便留他当校工,给学校食堂挑水、做厨师。有着吃苦耐劳品质的郑凯卿热心钻研厨艺,他心灵手巧,善于动脑筋,其厨艺不断精进,西点和中点厨品样样都会。他做的“文华饼”香甜可口,很有名气,凡是来校探视学生的家长回家时都无一不购买“文华饼”品尝。

        自20世纪初开始,文华大学一直将“劳作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学校修建起自来水塔后,郑凯卿不再挑水,便担任了“劳作教师”。1912年初,文华大学首创“中国童子军”,开设“工艺活动”,郑凯卿又成为“童子军技师”。郑凯卿带领学生学做铁工、木工,学做竹篾、烹调、雕刻、塑像,带领学生远足行军、野营野炊等。他上“劳作课”总是以鼓励学生为主,很少批评训斥,待人和气,讲话轻言细语,适合学生们的童心爱好,给学生们增添了学习乐趣,培养了学生们劳动习惯、团结精神、独立生活能力和助人为乐的品德,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文华大学在当时有全国最早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和当时著名的“日知会”图书报刊阅览室。图书馆和阅览室既有欧、美国家大量图书和新闻报刊,也有清政府严禁的革命书报,都对校内外师生和新军、市民开放。许多进步的热血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官就以读书看报为名前来聚会,从事革命活动。郑凯卿进“文华”当校工时,“文华”教师刘静庵和余日章等人在学校成立了革命团体“日知会”。“日知会”经常举行宣传讲演会,抨击朝政腐败,主张反清兴汉、倡导民主共和。每次讲演会郑凯卿都积极参加,被演讲内容深深打动。其间,郑凯卿在接触文华学生军即革命党的“革命救世军”的过程中,刘静庵、余日章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给学生军制作、修理、保管训练用的木枪木棒等军训用具。郑凯卿有很好的木工、铁工手艺,仿做的木步枪,不但学生们喜爱,还受到刘静庵、余日章的夸赞。郑凯卿与学生军们一起训练,一起上街,一起演唱《学生军军歌》,昂扬着爱国热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枪炮声震醒昙华林。文华大学在校长余日章的领导下,文华师生和革命党人迅速投入战斗,郑凯卿和洋教师康明德举着起义大旗冲在前面开路,学生军挥舞着仿真木枪和指挥刀,呐喊着紧随其后,蛇山上的守军见势不妙,仓惶逃窜。

        革命军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校长余日章见之迅速成立“红十字会”,这就是武汉第一个“红十字会”。郑凯卿和师生们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掩埋阵亡将士。汉阳失守,武昌被围,革命军严重缺粮,郑凯卿协助校长余日章率“红十字”船队,渡江到汉口筹集数万石大米和大量麻袋,一连几个夜晚,往返于武昌和汉口,解了燃眉之急,为起义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郑凯卿从中受到了革命的洗礼。

结识北大教授陈独秀

        1920年早春,北大教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应武汉教育界的邀请到文华大学演讲,宣传社会改革和马克思主义。郑凯卿听演讲坐在了陈潭秋的旁边,陈潭秋问道:“你读过陈教授的文章吗?”“是的,我读过他写的《敬告青年》,他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包含民主和科学两个方面,使我受到很大的启迪。”经过交谈,陈潭秋觉得郑凯卿有思想,不时点头赞同。两人虽是初次相交,却一见如故。后来郑凯卿得到陈潭秋无微不至的关心,陈潭秋教他学习文化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大革命失败后,郑凯卿与陈潭秋转辗江西、江苏等地一同工作。

        陈独秀的演讲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世界人民,讲到中国“五四”运动点燃了爱国主义的火种,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者纷纷觉醒。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讲到共产主义的未来。陈独秀还介绍了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以及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些演讲让郑凯卿听了浑身上下好像火焰燃烧一般。郑凯卿曾在1919年5月同武汉爱国学生一起游行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上街散发传单,集会演讲,焚毁日货,连续月余。郑凯卿十分激动的对陈独秀说:“听了您的演讲,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黑暗之中出现了一条光芒万丈的大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陈独秀注意到这个工人打扮的青年眼里闪着光,高兴地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当陈独秀知道他是文华的“劳作”教师,是那个曾经“罢洋人水”的郑凯卿时(郑凯卿当校工挑水时,有一位洋教授打骂挑水的小伙伴,他组织挑水工拒绝给洋人送水,在文华校园引起轰动,师生们称赞郑凯卿有中国人的骨气。陈独秀一到学校就听说了这事,对这个青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好极了!你有了不起的智慧和斗争勇气,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

        郑凯卿经过在文华大学多年耳濡目染,对改造社会、自由平等、科学民主这些词都不陌生,如今听了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演讲革命道理,觉得马克思主义、劳工革命更好,更符合穷苦百姓的利益。这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早期的共产党员、一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陈独秀在文华大学文学院二楼下榻处(现湖北中医学院内)住的3晚4天里,由郑凯卿专门照料饮食起居。几天的朝夕相处两人甚为融洽,陈独秀挺喜欢这位憨厚、敦实的年轻人,对郑凯卿印象很好。他们经常交谈到深夜,陈独秀通俗地为郑凯卿讲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劳工神圣”和“社会改革”的道理,询问了郑凯卿的出身、家庭和工作情况,问他愿不愿参加工人运动、共产革命。郑凯卿为此感到很突然又很兴奋,他感到能得到陈独秀的信任非常荣幸,他自然愿意。陈独秀还送给郑凯卿很多报纸、书刊、杂志,特别介绍了《新青年》以及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这些使郑凯卿从中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阶级认识和革命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关注武汉工人阶级现状的陈独秀,专门交给郑凯卿一个任务:调查武汉工厂的分布情况、工人数目和工人生活状况等情况,郑凯卿满口答应了。陈独秀跟郑凯卿讲解具体的调查内容和方法,并给他画了一张调查表格。陈独秀在武汉作了多场演讲,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我国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受革命党人、青年学生欢迎。但湖北当局却“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陈独秀对此非常愤懑,离汉前嘱咐郑凯卿保持联络。

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

        1920年秋,陈独秀、李汉俊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李汉俊给武汉好友董必武写信,商谈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支部的事;陈独秀的挚友刘伯垂从广州到上海准备回武汉,陈独秀吸收他参加了共产党,并交给他回湖北的任务:联系董必武,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当时的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尝试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希望党组织中有郑凯卿这样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工人加入,由此他对刘伯垂说:“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并详细介绍了郑凯卿的情况。

        刘伯垂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乘船到了武汉,先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三个湖北佬又都是“同盟会”会员,谈起建立共产党不谋而合。随后,刘伯垂按照陈独秀的嘱咐,和包惠僧一起来到文华大学找到郑凯卿,刘伯垂向郑凯卿转达了陈独秀的意思,郑凯卿听了高兴地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定地说:“我只信奉共产主义!”

        1920年8月的一天,郑凯卿应约来到武昌抚院街97号,这是第一次秘密相聚,参加者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7人。会议由刘伯垂主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经过,传达了陈独秀关于在武汉建立支部的意见,宣读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大家一致通过,正式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后通称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郑凯卿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他认定共产主义是最科学、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身生。在后来岁月中,不论是公开地轰轰烈烈闹革命,还是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秘密斗争,郑凯卿都表现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品质。

        会上讨论制定了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生活制度,选举确定了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包惠僧任支部书记,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郑凯卿负责劳工工作……会议决定以武昌多公祠五号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办事机关,在门口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作掩护。抚院街二号董必武的住所及“龙神庙”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进行秘密活动的地点。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7位成员中,有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张国恩、刘伯垂,也有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并经过“五四”反帝、反封建斗争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陈潭秋、包惠僧,还有家庭穷苦,阅历丰富的工人郑凯卿。这三种出身和经历完全不同的革命者的殊途同归,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大力发展自身组织。1921年春发展了3名新成员,即先进知识分子刘子通、黄负生和郑凯卿介绍入党的利群书社青年工人赵子俊。1920年11月7日,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会议确定青年团的宗旨为研究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郑凯卿是青年团的特别团员,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教育委员会委员、劳动运动委员会委员。在建团大会上,郑凯卿说:“要改造社会必须经过斗争取得政权,青年团应该勇敢地为之宣传,一切活动要面向中国社会,但也不脱离世界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11月,郑凯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20多人参加建立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郑凯卿非常赞同陈潭秋“办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观点。他参加读书会,认真听董必武、陈潭秋讲课,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他们经常交换书籍,议论时事。由于经济上没有接济,有一段时间,郑凯卿他们为购买新书和维持生活,将蚊帐甚至身穿的衣服都典当了,有的人仅剩得一条裤子和一件汗衫,因此裤子只好晚上洗了次日再穿,长衫两人共用一件,谁外出谁穿。但他们不管这些,克服困难,一心一意专致于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武汉工人运动领导者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最早拥有工人党员的小组,自成立起就把目光投向工人运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一大”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早期党组织的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工作大都在他们熟悉的学校和在校师生中开展,对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不是那么熟悉,也还不知如何联系和开展工人运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多次讨论决定先从调查研究,拟定武汉工人运动计划入手。郑凯卿是组里唯一的工人党员,开展工人运动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他身上。郑凯卿由此成为武汉共产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第一人。

        那时的武汉三镇有名的工厂几十家,小厂一般有五六百人,大厂有上万人。出身贫寒的郑凯卿与社会底层人民有着广泛的联系,能深切地感受到广大工人遭受资本家剥削的深重疾苦。还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酝酿筹建的时候,郑凯卿等人为了摸清武汉地区工人状况,根据陈独秀的建议,组织文华大学的学生,对武昌织布局、纺纱局、铜币局、银币局、麻布局的工人状况进行了调查,写出《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一文,署名“文华大学校学生”寄给陈独秀,陈独秀后将该调查报告刊发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后有包惠僧写的《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一文,发表在1921年4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郑凯卿和包惠僧的文章,是武汉共产党支部对武汉地区工人状况的首批调研成果。

        郑凯卿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人学习,他利用在文华大学的有利条件,组织进步学生到工厂开办识字班、工人夜校,加强与工人的联系,向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劳工神圣”及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武汉的码头工人,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是工人运动不可缺少的力量。武汉党组织要求小组成员到码头工人中上课,提高码头工人的阶级觉悟。郑凯卿不辞劳苦,反复动员工人上夜校学习,同时,发展工会组织。他自编简单课本,上课非常认真,以身边的事物教工人识字,如锅盆碗筷,衣裤鞋袜,工人、工人做工,农民、农民种地等,这样讲课,容易记住,大家很感兴趣。他强调学文化是为了掌握革命的理论,掌握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劳苦大众。他注重启发工人的觉悟,讲课时总是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比喻讲道理。他讲“工人”两个字时说:“我们把工人两个字从上往下连起来写就是一个天字。”他在黑板上写下“天”字,接着说到:“我们工人就是要顶天立地。”把“劳工神圣”的深刻革命道理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表达了出来。他讲课时深入浅出地反复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告诉工友:“我们要把自己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解救出来,不能靠神仙皇帝,要靠我们自己,靠中国共产党领导。”

        郑凯卿讲课生动具体、朴实感人,工人们从他的讲课中得到鼓舞和启迪,成为工人们心中最受欢迎和爱戴的人。通过办夜校和识字班,使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摒弃了自卑心理及宿命观点,使工人认识到了自身的智慧和力量。

        郑凯卿会各种劳作,同工人谈得来,与工人们感情深厚,在人力车夫、码头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人力车是武汉主要交通工具,人力车工人人数众多,劳动繁重,深受剥削。郑凯卿常带领人力车工人樊一狗、袁浩成等人,以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等社会最底层的劳苦群众作为工作目标,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讲述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并通过他们使思想启蒙工作更好地向社会辐射开去,为党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1年5月1日,汉口租界人力车行资本家将车租由每辆每日八百文提高到九百文,激起全体车夫的极大愤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派郑凯卿、林育南、施洋等到汉口租界领导人力车夫进行反加租的斗争,由于罢工斗争组织、安排得很周密,工人团结一心,反加租斗争势不可挡。最后,车行老板被迫取消了加租。这是武汉工人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取得的第一次罢工斗争胜利,也是武汉的共产主义者将马列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首次成功尝试。同年10月中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其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27号,主任由包惠僧兼任(后由林育南担任),武汉分部是武汉党组织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分部先后派郑凯卿联络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派李书渠等到粤汉铁路徐家棚车站,派包惠僧、项英到京汉铁路江岸扶轮学校和江岸车站,派林毓英到武汉模范大工厂开展工作。

        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老板又一次宣布加租,遭到工人强烈抗议。汉口租界共约人力车2000多辆、车夫6000多名积极参加反对车行老板加租。此次爆发了同盟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郑凯卿和包惠僧、施洋直接领导了这次罢工运动,郑凯卿和施洋指导、帮助车夫工人起草了《罢工宣言》《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和提出车夫成立工会车行老板不得干涉等三项要求。他们还散发传单,声讨车行老板盘剥车夫的罪行,并深入工人中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夫,与他们并肩战斗,给工人增添了夺取罢工胜利的勇气和力量。

        1921年12月7日清晨,6000多名人力车工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皑皑白雪,一群群、一队队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汉口大智门车站,游行队伍在公安路丁字形路口集合。郑凯卿此时头上戴着一顶小毡帽,身着短装棉袄、棉裤,棉袄外面罩一件印有“人力车夫”字样的背心,他右手拎着一盏车灯来到车夫中间。大家呼啦啦围了过来,好奇地问道:“凯卿啊,这大白天里,为什么提灯?”郑凯卿风趣地对大家说:“世界太黑暗了,有灯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嘛!”在研究举行罢工游行行动方案时,曾有人提议人力车夫化装成讨饭团。郑凯卿认为单靠乞讨、怜悯是不行的,他认为人力车夫要罢工示威,为生存和权利而斗争,最好标志是车灯。他在车灯的玻璃上系一条红布,作为指挥联络信号。

        八时许,在郑凯卿、林育南和施洋的带领下,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从大智门出发,大家沿路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反对增加租金、还我生存权利!”“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当游行队伍经英、俄租界到法租界时,法国巡捕鸣枪阻截,有10多名工人受伤、2名工人被捕。郑凯卿见状,立即跳上一个高台大声喊道:“工友们不要怕,坚持住,他们抓我们的人,我们也抓他们的人!”车夫们大声应和:“赶快,抓他们的人!”愤怒的工人群众英勇反击,赤手空拳,在冰天雪地里与法国巡捕扭打成一团,殴伤法国巡捕1人,挟持了2人,缴获手枪、刺刀等。随即车夫们怒捣巡捕房、车行包车及利通车行行主住宅,随后又将法国领事馆团团包围起来,声明不释放被捕工友决不撤退!林育南也高举着“劳工神圣”的旗帜鼓舞车夫们继续前进。

        慑于罢工车夫的团结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法国领事下令释放被捕工友,并请汉口商会出面与车夫代表谈判。谈判结果是车行老板接受了工人的条件,法国领事也就巡捕抓人一事道歉。武汉共产党人领导的人力车夫大罢工坚持十余日,取得罢工胜利。在领导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中,郑凯卿和林育南、施洋并肩斗争,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这次罢工胜利震撼了全国,各地报纸纷纷作了报道,对湖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全国工人运动树立了光辉榜样。在罢工胜利的凯歌中,湖北武汉地区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诞生。1922年7月,由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汉口谌家矶扬子江机器厂工人俱乐部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由陈天任委员长,施洋任法律顾问,林育南为秘书主任委员,郑凯卿担任组织部秘书。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运动,把湖北武汉工运推上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

与毛泽东、黄负生在一起

        1922年2月,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为了揭露湖南军阀镇压工人运动,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害的恶行,赴上海组织反对湖南省长赵恒惕的运动,途经武汉在黄土坡中共武汉区委机关暂住。期间,毛泽东同包惠僧、陈潭秋、黄负生、郑凯卿等人多次交谈党的工作及工人运动方面的问题,包惠僧介绍了京汉铁路和武汉的工人运动情况,毛泽东也介绍了黄、庞事件和湖南的工人运动情况。毛泽东说,劳动运动要采取产业联合的方式,京汉铁路工人与粤汉铁路工人必须紧密联合。

        余瑕之时,包惠僧、郑凯卿陪同毛泽东在柏寿巷小馆子里吃了一顿湖北风味餐,席间,包惠僧笑着向毛泽东介绍,郑凯卿曾在文华大学当厨师,做菜味道好,当即委托郑凯卿照顾毛泽东在汉的生活。郑凯卿知道毛泽东是湖南人爱吃辣味,后来又听说他喜欢吃红烧肉。郑凯卿很用心做菜,做的红烧肉肉块艳红透亮,肥而不腻、醇香糯软,再加上浏阳豆豉爆炒辣椒,一盘时令青菜,盛上米饭,用一饭盒装着送去,毛泽东见了非常高兴。

        近半个月时间的多方面接触,毛泽东对郑凯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了解武汉在几个月前,包惠僧、郑凯卿和施洋成功领导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取得胜利,大加称赞。郑凯卿觉得毛泽东的思想非同一般,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郑凯卿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人、农民的问题论述精辟独到,说出了郑凯卿的真切感受。毛泽东后来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郑凯卿曾向毛泽东汇报武汉工人运动的情况,同时做几样毛泽东喜欢吃的菜送去。毛泽东总是用浓浓的湖南乡音对郑凯卿说:你是做菜的行家哟,这红烧肉做得真好吃啰!

        郑凯卿与黄负生有着深深的战友情。党组织分工由郑凯卿联络汉口租界人力车,郑凯卿常与当时的武汉区党委宣传委员黄负生一起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活动,两人配合使宣传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很有成效。郑凯卿、黄负生和陈潭秋在领导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中,还巧妙地把罢工信息写在折扇上,使罢工信息能够隐蔽快捷地传递到工人中间。当时黄负生编的《武汉星期评论》影响很大,他写过许多犀利的文章,揭露教育界的腐败作风。毛泽东曾称赞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

        1922年4月,黄负生病重住进了武昌花园山仁济医院,其妻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艰难地照料黄负生。郑凯卿牵挂着黄负生,虽然工作很忙,生活也不宽裕,但他仍抽出时间到医院看望照料,将怀孕的妻子李雅卿炖的鸡汤,送到病房喂给黄负生喝,黄负生为此非常感动。在病床上,黄负生曾对郑凯卿、陈潭秋、刘子通说:我多想和你们一道,为推翻这个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深切希望你们向万恶腐朽的旧社会勇猛轰斗,建立一个新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黄负生临终前将他宝贵的书籍,分别赠送给战友,他送给郑凯卿10册《觉悟》杂志作为纪念。黄负生离世后,郑凯卿忍着悲痛把黄负生安葬在武昌洪山。黄负生的儿子黄钢后来回忆他父亲去世时说,他那年仅5岁、妹妹才2岁,他们穿着孝服,跟在母亲身后哭泣;4月春寒料俏,郑凯卿穿着单薄的衣裳,顶着凛烈的寒风,一个人忙前忙后,薄棺从医院运出,十分凄凉。郑凯卿牢记黄负生建立新中国的嘱托,始终战斗在党需要的工作岗位上。

投身“二七”革命大风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23年2月1日,郑凯卿与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人率领武汉工团代表北上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此时反动军阀吴佩孚撕破了“保护劳工”的伪装,凶相毕露,派军警强占了工会会所。中共党组织迅速将总工会办公地从郑州转移到汉口江岸。郑凯卿和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人率湖北代表也迅速返回武汉,他们研究起草文件,布置罢工事宜;决定实行全路同盟总罢工。

        2月7日,京汉铁路全线拉响罢工汽笛,使军阀吴佩孚、肖耀南胆颤心惊。他们害怕工人,但又不甘心答应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在帝国主义操纵下,阴谋地对工人下毒手。2月7日傍晚,天昏暗沉寂。军阀吴佩孚将罪恶的屠刀举向共产党人及工人代表,两个营的军队荷枪实弹,在全市每条街道、特别是工人居住区到处捕人。他们首先血洗了江岸总工会,林祥谦被杀害,丧心病狂的敌人砍下他的头挂在电线杆上示众,想以此吓唬他的战友。愚蠢的军警不知道这样做只能激起工人阶级更大的仇恨。郑凯卿说:“烈士的血不会白流,血的代价使我们懂得了不仅要团结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且我们必须要掌握武器,敌人全副武装,我们赤手空拳,使得许多同志被捕、牺牲,这是极大的教训啊!”武汉三镇腥风血雨,各街道实行戒严,对来往行人都要进行盘查。一夜之间江岸福建街铁路工人住宅被军阀洗劫三次,许多革命者被捕,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劳工律师施洋在寓所被捕。同一天,郑州、长辛店及其它各站罢工工人都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屠杀。

        “二七惨案”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总工会发出暂时撤退的命令。陈潭秋一边沉着指挥留守江岸俱乐部的同志转移,一边让郑凯卿马上赶到汉口法租界,通知林育南及在此参加秘密会议的湖北各工团代表尽快隐蔽起来,一切革命活动都要秘密进行。郑凯卿参加林育南主持的湖北各工团代表会议,商讨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部署进一步斗争计划和营救被捕同志的方案。会议结束时,郑凯卿特别提醒大家要警惕敌人的阴谋,暂时停止同盟罢工,保存革命实力,以利今后战斗。临走时,郑凯卿对林育南说:“我离开俱乐部时,得知施洋被捕,潭秋非常悲愤,他特别交待让我叮嘱你要注意安全,敌人不会放过你,你要特别提高警惕。”说完欲走但又补充一句:“我真担心潭秋的安全,他一直在指挥别的同志撤离,那么晚了,他还没有离开。”然后他和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陆陆续续悄悄离开会场。

        当天夜晚,郑凯卿还通知共产党员和参加罢工的工人们尽快转移,直到次日凌晨才完成任务。回家后,他对妻子李雅卿讲了革命形势的突变,敌人对工人的血腥镇压,伯高(施洋字)被捕的情况,并要妻子去看望施洋的夫人郭秀兰。他深情地对妻子说:“雅卿,为了革命利益,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革命同志。”正说着,林育南匆匆来到郑凯卿家。

        原来会议结束后,林育南又赶到汉口笃安里《真报社》编辑部,他在二楼办公室通宵撰写揭露军阀残酷屠杀工人的文章。天刚蒙蒙亮,肖耀南的军警冲进报社企图逮捕他。当时情况非常危急,敌人已堵住了出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瞥见地板上有一根粗绳子,急中生智,将写好的文章揣在怀里,迅速将绳子的一头系在窗棂上,抓住绳子滑了下去,从小巷避开敌人逃离险境。

        “凯卿,你家也不安全,我们赶快转移。”林育南来时似乎感到有人跟踪他。正准备和凯卿离开,突然,笃、笃、笃……响起沉重的敲门声,郑凯卿小声对妻子说:“不要慌张,沉着些,想办法引开敌人。”林育南拦住雅卿,低声对郑凯卿说:“不能让她去冒险,还是我出去。”郑凯卿镇定的说:“不要紧,她很精明,有办法对付敌人。”他紧紧地拽住林育南进入一间小房,房门后有一道门帘,伪装成放马桶的地方,房内还有个暗室,他们迅速藏入之中。

        李雅卿打开门,见是几个军警,谎称郑凯卿外出打牌,昨晚一夜未回家,并答应领他们去寻找。军警到处搜了一遍,未发现异常,想早点抓到林育南和郑凯卿,但又怕她独自去通风报信,于是随她一起出了门。

        雅卿把军警引开后,郑凯卿和林育南隐藏在工人群众之中。随后好几天,有化装成便衣的军警在郑凯卿家周围转悠,企图逮捕他。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郑凯卿和林育南只有晚上抓紧时间活动,他们印传单,出简报,把革命的形势尽快通报到工人群众中。同时积极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营救施洋。

        郑凯卿与施洋是好朋友,他们共同战斗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加租斗争的最前列,为人力车工人成立工会,为工人争生存争自由。他们同到工人夜校教工人学革命理论,学文化知识,和工人促膝谈心,激励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用激愤的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罪行,在共同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施洋被捕后,郑凯卿和林育南商议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施洋。他们经多方打探,得知省陆军审判处,年三十夜对犯人准予不收封,于是决定在除夕夜行动。他们制定了详尽的营救计划。可是,敌人在军事法庭上决定处决施洋。1923年2月15日大年三十凌晨,敌人秘密将施洋带到武昌洪山脚下残忍地枪杀了。郑凯卿闻讯悲痛至极!他好多天没有休息,眼睛布满血丝。施洋遇害的当晚,郑凯卿和林育南组织人力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其遗体收殓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通宵轮流守护。北风怒号、树林恸哭,望着烈士的遗体,郑凯卿的眼前浮现出施洋腋下夹着皮包、汗流满面在汉口后花楼街行色匆匆的身影;仿佛看见施洋在国民大会演讲台上捶胸顿足的激愤情景;仿佛看见施洋聚精会神伏在案头为工人撰写诉讼状的样子。他心中默念着:施洋,我的好战友,我们一定要讨还血债,战斗到底!“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文章,郑凯卿读后深受鼓舞,他认为在艰难的国运面前,共产党人应该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念。他鼓励工友们要用革命的精神去克服革命中遇到的困难,在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上,树立起冲破险阻的必胜信心,振奋起雄健的民族精神,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

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沿

        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陈潭秋在武昌组织举办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宣传革命道理,让学员学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学会侦察敌情、收藏武器的方法,组织农民支援北伐军;郑凯卿、邓仲元组织人力车夫,将《武汉评论》等报刊出版的迎接北伐的宣传资料、枪支弹药、粮食等送到中转站,再由工作人员送给北伐军。

        3月,郑凯卿陪曾同董必武前往长沙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商讨策应北伐工作,并将湖北的政治、军事情况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报告,为北伐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情报资源。在返回武汉途中,郑凯卿建议去咸宁、通城、蒲圻等地,组织农民参加支援北伐军,董必武对此非常赞同。他们立即前往,经过宣传鼓动成立了30多个农协组织,会员达到10万人。北伐军进军湖北时,农协会员设立茶水站,组织运输队,为北伐军送饭送茶,运送枪支弹药,抢救伤病员;提供情报,当向导;侦察敌情,破坏敌军交通,扰乱敌军后防。有许多会员积极投入到北伐军的行列中直接参加战斗。

        叶挺独立团战士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很快攻克汉阳、汉口。9月1日,北伐军第四军全部抵达武昌城,吴佩孚残部溃逃躲进武昌城内,紧关城门,顽固死守。为避免革命力量遭受损失,陈潭秋及时将一些同志转移到汉口,他和郑凯卿等部分党员留在武昌城内,作北伐攻城的内应,在武昌城内发动群众,扰乱敌军,一天晚上,他们组织群众上街贴出了“北伐军500多人化装进城了”的标语,在城内传播“北伐军明天要攻城”的消息,后又组织人在蛇山抱冰堂附近抛掷炸弹,使敌人惊恐万状,昼夜防守,精疲力竭。

        武昌城被北伐军围困月余,城内粮食断绝,连喝水都成问题。被困在城中的十几万市民,遭到守城敌军的抢掠洗劫,无法生活。陈潭秋和郑凯卿领导群众觅寻多种代食品,到紫阳湖打捞鱼虾、采摘莲藕。后来,他们靠剥树皮、挖草根、采摘树叶充饥,坚持斗争。10月10日,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从通湘门附近架起云梯登城,冲进城内,取得武昌战役胜利。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沉重打击了军阀吴佩孚在湖北的势力,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7年初,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数千市民聚集在汉口英租界江汉关钟楼广场听讲演,大批全副武装的英国水兵冲向手无寸铁的民众,用刺刀向人群乱戳,当场刺死多名工人,重伤者80余人,轻伤者300余人,制造了“一·三”惨案。早在1925年6月10日,汉口英租界码头工人与英商太古公司雇员发生冲突,英国资本家毒打搬运工人,逮捕多人。第二天,数千名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和棉花打包工人在太古码头集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英国领事为驱散示威群众,召来英国海军陆战队和外国义勇队武装袭击民众,当场打死40多人,重伤3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汉口“六一一”血腥惨案。“六一一”惨案、“一·三”惨案激起了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里对英帝国主义的暴行的愤怒和仇恨。在湖北省总工会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的组织和领导下,湖北全省总工会发表通电、通告,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号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收回英租界而斗争。5日,武汉举行罢工、罢市、罢课,郑凯卿和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许白昊、项英等人冒着瓢泼大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30多万工人、学生和市民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反帝爱国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为了阻止游行队伍进入租界,英帝国主义将铁栅门关紧,并在周围设置的铁丝电网中堆放了许多沙包障碍物。郑凯卿建议采取“水陆夹击”的办法,由周贺亮带一部分人由水路从趸船上岸,郑凯卿和张计储带一部分人用跳板搭天桥,从铁栅门上面翻越过去,打开铁栅门。于是,游行队伍潮水般涌进租界,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海员工人在租界内胜利会师。平时凶神恶煞的英国巡捕惧怕工人们的力量,吓得不敢露面。工人纠察队员迅速爬上屋顶,扯下英国米字旗。

        2月19日,英国被迫签字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被英帝国主义侵占了60多年的租界终于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是中国百年反帝斗争第一次从列强手里夺回被强占的土地和权利,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系郑凯卿女儿郑季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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