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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武汉
时间:2017-05-04 16:57:00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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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的旧居

        从1918年8月16日第一次来到武汉,到1974年10月12日最后一次离开武汉,毛泽东共到武汉40多次。武汉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过最多的两个城市之一。武汉,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留下了毛泽东的光辉足迹。

        大力支持农民运动

        1918年8月16日,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年青的毛泽东从长沙赴北京,途经武汉,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武汉,对武汉留下深刻印象。1919年8月和1922年1月,为了开展驱张运动和揭露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罪行,毛泽东又两次来到武汉,其间结识著名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和武汉早期共产党员陈潭秋等人。

        1926年下半年,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席卷长江流域,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身份来到武汉,就近指导湘鄂赣粤豫川等省的农民运动。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问题的责难,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踏上乡间小路,实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公里。2月12日,毛泽东返回武汉。

        2月中下旬,在武昌都府堤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特别提出贫农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认为孙中山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要求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等刊物上发表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出版单行本。5月和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刊印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称赞这篇报道“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积极筹建武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三常委之一,实际主持工作,为开展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组织筹建中华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参与处理阳新惨案,严厉惩处杀害农会干部的凶手,为农民群众声张正义。派出中央农讲所学生武装200人编入中央独立师,先后参加平息麻城叛乱和夏斗寅叛乱。

        4月,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制定《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对于武装问题决议案》《关于协作社之决议案》和《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没收全部出租的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1927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将中央农委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提交大会讨论,但被中央否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也被陈独秀拒绝,未能提交大会讨论。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特别是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最高认识,也是最正确的认识。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许多军官的反对,而且党内陈独秀等人亦不支持。最终,中共中央不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和土地会议更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久,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员就土地会议召开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指责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动摇,认为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准备不足,没有把土地问题当作“中国国民革命的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批评党的领导机关始终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核心问题是不要破坏同国民党的关系,如果国民党领袖不想解决土地问题,那就不必要求他们解决。”结果,“土地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谁也没有期待它作出的让步。”

        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5月,相继发生马日事变、夏斗寅和杨森叛乱等重大事件,汪精卫集团日趋右倾,革命危机进一步加剧。毛泽东从这些事件中逐渐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拿起枪杆子武装保卫革命。6月,毛泽东召集被迫来汉的湖南同志开会,明确提出要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7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三十四次常委会,毛泽东明确指出,农民自卫军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8月初,毛泽东在武汉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指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为中心暴动,造成四五县的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明确提出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包含着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萌芽。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关于土地问题,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发言说:(一)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如此方可安民。(三)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十分重要,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后来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提出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实行土地国有。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离开武汉赴长沙,9月初,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49年5月16日、17日,武汉三镇相继解放。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掀起建设新武汉的热潮,重振河山,医治战争创伤,仅用3年时间就实现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圆满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岁月,毛泽东把武汉作为新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对武汉寄予殷切希望,也倾注许多心血。1953年2月,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南下,16日晚11时45分乘坐特别列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来到阔别26年的黄鹤之乡,与武汉人民一起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南局和湖北省、武汉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听取汇报,探索社会主义改造之路。指出“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要团结民主人士,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他十分形象地说:“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为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出现偏差,加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毛泽东敏锐地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纠正。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强调这种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会议精神的贯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的错误。12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武汉市第三次党代会代表时指出,农业要搞商品生产,要搞专业化;只有工业和农业两头挑才能走路,不要挑得太重了就是。

        1959年,为解决“共产风”和“一平二调”问题,毛泽东在武汉先后写了两篇《党内通信》,研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认为人民公社“两种核算意见比较,还是以生产队核算好”。经过广泛调查、反复研究,最后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原则,拨正了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方向。

        支持武汉工业建设

        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关注武汉工业发展,在国家制定的“一五”计划中,为武汉安排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其中3项为苏联援建项目,即武钢、武重和青山热电厂。

        为了推进武汉工业建设,毛泽东听取省、市领导汇报;视察工厂企业,调查研究;接见劳模、科技工作者和工农代表。1956年6月1日上午,毛泽东视察国棉一厂,要求工人抓紧时间学习文化,要搞技术革新。下午,毛泽东接见武重厂长史梓铭等,得知武重边基建、边在厂外试制新产品时,非常高兴,充分肯定这个做法很对。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视察武重,接见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马学礼等,关切地询问现有机床有多少是国产的,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高度关注。

        毛泽东对武钢建设给予极大关心。1958年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来到武钢,认真听取了武钢负责人李一清、韩宁夫等关于武钢建设情况的汇报后,登上1号高炉。苏联专家巴杜洛夫说,能够在动工后的第二年投入生产,是世界最快纪录。还说“这么大的高炉,苏联有3个,美国有2个,武钢就要建4个。”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交谈中,红彤彤的铁水犹如一条火龙从炉中冲出,沿着铁槽奔流,映出一片红光,人们欢呼雀跃。但时间不长,很快断流,火龙消失。毛泽东意犹未尽,摇了摇头说:“就出这么一点,再多一点嘛。”接着,毛泽东又观看了焦炉出焦,仍然显得不满足。离开时,毛泽东叮嘱说:“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武钢、武重、武锅、青山热电站、武汉肉联等重点项目相继建成,为武汉成为国家重要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1972年,毛泽东亲自圈阅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这是20世纪70年代国家在武汉地区投资最大的重点建设项目。一米七轧机工程包括主体工程(连铸车间、热轧带钢厂、冷轧薄板厂、冷轧硅钢厂)、配套工程和公用辅助设施三个部分,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整个工程总投资为38.9亿元(其中国外引进费用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28亿元)。1974年9月7日,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78年9月至12月,各主体工程载负荷试车成功;1981年12月,经国家验收正式交付生产。一米七轧机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也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经济发展,交通是关键。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是几代武汉人的梦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央正式把修建长江大桥确定为国家在武汉投资兴建的7个重大项目之一。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中南局负责人关于长江大桥勘探等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登上黄鹤楼一带亲自勘察长江大桥的地址,引发了人称“下不了的黄鹤楼”的故事。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乘“武康”轮视察长江大桥建设,听取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关于新的施工方法的汇报后高兴地说:“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人西林发明的,他们还不敢用,我们用了,证明是成功的。”1957年5月4日,长江大桥钢梁准确无误合拢,主体工程基本结束。9月6日傍晚,毛泽东第三次视察长江大桥建设,从汉阳到武昌,徒步走过长江大桥。9月25日,万里长江第一桥全部完工,并于当天下午举行通车仪式,10月15日正式通车。长江大桥的建成沟通了我国南北交通,使武汉三镇连成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在视察过程中,毛泽东提出长江大桥建设要“建成学会”,“将来长江上再修上20个、30个桥”,表现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

        在视察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1956年5月31日,63岁高龄的毛泽东跃入长江,搏击风浪,以“今日得宽余”的从容潇洒,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自此以后,毛泽东与长江结下不解情缘,与游泳有割舍不断的爱恋,先后在武汉畅游长江15次之多,并豪迈地说“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不是很大吗?其实大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一代伟人的伟大气魄和胸怀。

        在东湖客舍作出的重大决定

        在东湖客舍,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这对于当时乃至以后一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确定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的方针。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12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致电中共中央,电报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16日,在东湖客舍同专程来汉汇报工作的黄克诚、张国华等人谈话,提出平叛重点在拉萨和山南。关于西藏改革问题,毛泽东说:“在平叛下改革,区别对待,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不改。”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精神,3月20日,西藏军区发起反击,仅用2天就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

        审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爆发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加剧了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问题的总看法。4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对苏共中央复信的起草工作。5月7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东湖客舍指导复信起草工作。先后将刘少奇、邓小平、康生、陈伯达、吴冷西、范若愚等召到东湖客舍开会,讨论复信问题。5月29日和6月4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先后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就中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6月5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为复信稿拟定标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其后,毛泽东审阅了中央6月10日文稿,认为可以定稿。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1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面交苏共中央负责人;17日,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也震动西方世界。

        决策建设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969年6月,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向毛泽东汇报湖北工业生产情况,说湖北缺煤,已制约湖北工农业的发展,请求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毛泽东听后,赞赏曾思玉、张体学胆大,敢想敢干。但毛泽东是战略家,作为中央主席,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他说如发生战争,敌人投掷原子弹怎么办。当然这并非不赞成修建长江三峡工程。10月,毛泽东又到湖北视察,曾思玉、张体学等再次请求修建三峡工程,以实现“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毛泽东提出要解决长江沉淀的泥沙问题、保持水土的问题、投资问题、施工条件问题和敌人投掷原子弹等问题。毛泽东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出发,不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是综合全局作出的正确决定。即使不考虑战争因素,就当时的国力和技术条件而言也是难于办到的。三峡工程不能修建,湖北经济建设急需用电。曾思玉、张体学焦急万分,坐立不安,不能搞大的,能不能搞个小一点的呢。于是张体学说,不搞三斗坪高坝,可以考虑在西陵峡出口葛洲坝建低坝,利用迳流发电。并详细汇报了具体设想、地质情况等。毛泽东边听边问,听完后说“有道理,万一低坝被炸,对下游影响不大。”他果断地大手一挥:“赞成修建”。1970年4月,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向中央呈报《关于兴建宜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要求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计划坝高69米、装机204万千瓦、年发电量120亿度,总投资13.5亿元。12月26日,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意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修改设计。”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1970年12月30日,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由于各种原因,1972年主体工程暂时停工。1974年10月20日复工,1981年1月4日下午7时53分实现大江截流,同年12月27日第一台机组交付葛洲坝电厂管理,1988年12月10日最后一台机组投产,1991年11月27日正式通过国家竣工验收。葛洲坝工程建设为后来的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决定不再设立国家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党的九大后,林彪集团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经过几年天下大乱,毛泽东想重整山河,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为此,他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的问题。重建国家政权机构,按照国家体制应当设立国家主席。而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9年1月在开封病逝。毛泽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决定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但遭到林彪集团的反对。1970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东湖梅岭1号收到周恩来总理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信中提到宪法中是否增写设立国家主席一章,并说有人提议应设国家主席,由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毛泽东看后明确表示:“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3月8日晚,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不设立国家主席对林彪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

        恢复共和国元帅贺龙的名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诬蔑和残酷迫害,1969年6月9日病逝。毛泽东开始对贺龙还是信任的,1967年9月19日,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还说九大上要选贺龙当中央委员,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头子。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感到贺龙问题是搞错了。1973年2月,毛泽东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了一面之词。”同年底,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说整错了贺龙、罗瑞卿,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人的平反问题,但张春桥、康生等人寻找各种借口,拖着不办。1974年9月初,毛泽东在武汉向陪着外宾来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不要核对材料了,杨、余、傅也解放了嘛”。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1975年6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健康情况恶化。1973年3月,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十大后,中央开始研究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在东湖梅岭1号圈阅了王洪文报送的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报告。报告说10月3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召开四届人大问题,主要是人事安排问题,如人大主任、副主任,政府副总理等。当天下午,毛泽东要工作人员给王洪文打电话,要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这项重大决定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就是邓小平,使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破产。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基础。

        在武汉接见外宾

        在东湖客舍,毛泽东接见外宾20多次,包括外国党政要人、宗教领袖、知名人士等。他旁征博引、生动幽默,令人倾倒。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这是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会见外宾。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三类国家,第一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第二类是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第三类是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包括苏联经验在内。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

        195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会见时提出三个尊重原则:尊重朝鲜的民族、尊重朝鲜的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他说看问题要看本质,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构成一条线。12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时说,中国是反帝国主义的东方前线,阿尔及利亚是西方前线。认为战争对人民对军队是个锻炼,鼓励阿尔及利亚人民坚持5年、10年就会胜利。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先后会见了由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和印尼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充分肯定了浅沼稻次郎在北京演说时提出的“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讲话;对艾地则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建议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到乡村去从事农民工作。

        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会见日本日中友协、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和古巴、巴西、阿根廷的访华代表团,指出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强调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觉醒。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称赞古巴革命政权这个名称好,有“革命”两个字。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同群众合作,不要脱离他们,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为了做好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元帅的工作,22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说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屋,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嘛,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我们的副主席有4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来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23日、24日两天,毛泽东与蒙哥马利有三次谈话,前两次在东湖客舍,第三次在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蒙哥马利问中国的继承人(即接班人)是否已经确定。毛泽东明确回答说:接班人是刘少奇。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回答说:“不知道。刘少奇以后的我不管,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蒙哥马利回到伦敦后,将与毛泽东的会见、毛泽东的讲话写入《三大洲》一书中,向全世界公开了“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这件各国政治家十分关注的政治大事。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会见由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披露了党内的“路线分歧”,说党内的“修正主义”有中央委员、书记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一部分同志在国际问题上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中央各部都不太平,地方上也是不太平的,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年事已高,特别是林彪事件后,经常害病。1974年7月18日至10月12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2个多月,先后接见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

        10月6日晚,毛泽东会见加蓬总统邦戈。这是毛泽东在武汉最后一次接见外宾。邦戈说非洲人民都钦佩你。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小学教员。邦戈说你在当小学教员之后,缔造了新中国。毛泽东回答说:那算历史了,都是打仗,跟蒋介石,跟日本人,又跟蒋介石,最后跟美国人打。过去中国是受欧洲人统治的,比如湖北省汉口就有租界,现在不行了,租界也取消了,这一点现在比较好一些。所以中国的革命第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个是反对封建主义,第三个才是反对资本主义。

        1974年10月12日,毛泽东离开他十分依恋的东湖梅岭1号去长沙,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武汉。

        毛泽东在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思想是在武汉形成的,有许多重大决策是在武汉作出的,有许多重大行动是在武汉组织进行的。毛泽东在武汉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是武汉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领袖风范、光辉思想将激励着武汉人民聚力改革创新,奋力拼搏赶超,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党史专家 凃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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