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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姚雪垠先生二三事
时间:2010-01-25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寒来暑往,春秋易序,不知不觉姚雪垠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有余了。从1999年4月29日得到他逝世的消息,我就想写点什么纪念他,可是一直未能成文。转眼姚老的祭日即将来临,念及姚老给我的帮助和教诲,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85年初夏,在通山县参加“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间隙,我拿着即将出版的《武汉抗战文艺史稿》(其中写到姚老在湖北的多篇作品)想请姚老为拙作写篇序言。那时我还是一名青年教师,在一所大学从事抗战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我手捧书稿站在房门口,犹豫着不敢进去,姚老看见后主动迎了出来 ,问明情况后将我让进屋内,放下正在给与会代表的题词和我攀谈起来。见到我拿去的50多年前他在武汉写作和发表的多篇小说的复印件时,他十分激动,感慨地说:“哎呀,真是难得,有的作品我几乎都记不得了。大多数人只知道我解放后在湖北,其实,我与武汉的情缘远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啊。”在勾起的回忆中,他谈起了自己与武汉的不解之缘:1938年春天,姚雪垠从河南来到武汉,住在武昌的两湖客舍,和田间、于黑丁等一起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这里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和《白龙港》,初稿刚刚杀青,就受命匆匆赶到徐州采访台儿庄大捷的战况,他一连几个昼夜和部队官兵、铁路工人和游击战士交谈,获取了丰富的素材。他又星夜赶回武汉,创作了5万余字的报告文学《战地书简》。刚把书稿交给叶以群同志,就又接到通知,要他离汉北上,完成一项新的任务,于是匆匆上路。他将这段在武汉的日子称作“火热的春天”,他谦逊地说:“那时我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对武汉抗战文艺最了解的是阳翰笙同志,我介绍他给你们著作写序最合适。”(后来阳翰老为拙作题写了书名)

  连姚雪垠自己也不曾料到,1938年5月,他在武汉创作的《差半车麦秸》公开发表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茅盾、郭沫若、罗荪、张天翼等纷纷撰文赞扬,认为“是抗战以来的最优秀的一篇文艺作品”,并很快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不出一月,他的报告文学集《战地书简》在武汉出版,作品以敏锐洞察力提出的抗战中的问题,令社会各界震惊。在武汉短短的两个月,姚雪垠以惊人的勤奋和卓越的成绩,赢得了江城人民的尊敬。

  后来,我的抗战文艺研究得到了姚雪垠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他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我对他在湖北的创作也了解得更多了:1938年冬天,武汉已经沦陷,姚雪垠又来到湖北,他参加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辗转在襄樊、均县、老河口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从事民众工作。他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在戎马倥偬中创作了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日子》和《牛全德和红萝卜》,并相继写作和发表了论文《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学论》,报告文学《界首篇》,散文《母子篇》等。其《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是“一篇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解释文学创作原则的论文”。有趣的是,长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写完后,稿子在印刷厂被敌人飞机炸毁后散失了,清理废墟时居然找到了大部分残稿,经过增补后又在《抗战文艺》上发表和出版了单行本,他笑着说:“它和我一样是‘历经劫难’了”。

  武汉对姚雪垠是难忘的。20世纪80年代姚雪垠离汉赴京后曾在《我的心仍在武汉》一文中说:“我这一生住过许多地方,但住得最久的地方是武汉。我在武汉的年月大大超过我在故乡的年月,武汉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姚老虽然已经走了,但他的作品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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