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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一代大家赵鹏大院士
时间:2010-01-25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从很多人的书架上、网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读到一个响亮的名字——赵鹏大。特别是在网上,你可以阅读到他的传记,他的巨著索引,他的“粉丝”对他的崇敬。这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地质勘探学家、数学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大学前校长赵鹏大教授。

  他高兴地对我说:“我的许多工作是和武汉分不开的。我曾在赵宝江、王守海当市长时任过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省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我年轻时写过几十篇科普知识类的文章,第一篇《煤的故事》是在1950年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这是我在武汉报刊上发表的处女作”。

  著名桥梁专家李德寅和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张昌达先生,都是我在省实验中学的同学。今年端午节那天,几位老“同窗”在一起吃了粽子、喝了几杯“雄黄酒”后,德寅忽然透露:当年同时留苏的老朋友中,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也曾任中国地大(武汉)校长的赵鹏大来汉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他与赵鹏大有个约会,去他家做客。阁下愿不愿意去采访。我这个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角儿,一听德寅讲赵鹏大一生中许许多多的故事,便来劲了,我立马表示:只要不影响你们的叙旧,愿随驾奉陪。加之张昌达热情表态道:赵院士住在南望山庄宿舍,我女儿也住在那里,他愿奉陪当“向导”。

  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好美,美就美在它的珠光宝气上,那神奇的地质世界之窗的逸夫博物馆,门前石头上镌刻着温家宝的“艰苦朴素,求真务实”8个大字。温总理是中国地大的老校友。博物馆里有黑龙江东北龙和平永川龙、鹦鹉嘴龙等恐龙化石骨架;那8米长距今两亿多年前的鱼龙化石,花非花而胜似花的海百合化石,这些镇馆之宝乃价值连城。就连那草坪上的亿万年硅化木森林,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静静地向人们诉说地球远古年轮中的沧海巨变。我真正感受到中国地质大学校园的壮观和恢弘。我想,曾在这块热土上工作多年的专家教授如赵鹏大先生也是心胸开阔、正义凛然的。

  果然是如此,赵鹏大院士热情地迎接我们,他没有官话更没有夸话。德寅拿出他当年在苏丹修桥时从开罗带回来的草纸画相赠,并说祝愿你能欣赏。看得出来,院士兴趣广泛,他很内行地欣赏画面上的异国风情。德寅又取出一块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纪念图案和铜章送给他。他们两位50年代初都是北京大学的大学生,老赵在地质学系,老李在土木学系。德寅说:记得我那时任系团支部书记,你受北大团委委托来帮助我们开展活动。一提起从前便有话说:鹏大说:北大地质系百年系庆时,参会校友们公推我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到会的地质系的元老是1935年的袁宝华,1936年的董申保院士,1937年的陈梦雄。我是1948年级的学生,他们不发言反要我发言,我一直到今天都心存愧意。他们是前辈,我只是不起眼的小字辈而已。两校友又说起这纪念铜章上“北京大学”4字是毛主席写的,图案中的“北大”二字是鲁迅先生不知是哪年设计的。张昌达教授便插话:鲁迅先生早年是地矿学堂的学生;中国最早的地质学中专或大专吧;院士讲:我没有研究,大约相当于大专。鲁迅曾预测过中国的煤矿分布,他预测过山西煤矿最多……

  趁他们叙旧,我环顾了客厅四周。赵院士家温馨舒适。文架上两张全家福叙说着家道兴旺,有福有寿。你看那院士70华诞时友人们的馈赠十分有趣。一头贝壳羊丰满壮实,表示寿星属羊生日的吉祥。一块美丽的玉石上镌刻着“青山在脚下,云海任翱翔;一羽搅乾坤,绝无两同样。”而博物馆同仁送的恐龙蛋化石是对院士在地质学上重大贡献的无声的颂扬。

  在他的照片中,却没有发现一张他在国内外获奖的照片。他是在北戴河高校校长会议上与邓小平同志握过手的科学家之一。这么珍贵的镜头也没有入展,足见先生的谦虚和低调做人。

  赵鹏大教授在中国地大任校长的时间长达22年,我将此戏称为任大学校长年限最长的“吉尼斯世界记录”。院士谦虚地调侃地说:国内吧!

  1931年5月,赵鹏大出生于辽宁清源县,满族。父亲曾任盐业公司职员,家境并不宽裕。鹏大受其大哥赵庆大影响很深。赵庆大是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早年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民青”的成员。1948年,赵鹏大入学后,大哥便让他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等革命理论书籍。那时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特务横行,常常闯进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查抄并抓人。这时,大哥便叫弟弟赶紧帮助收藏进步书刊和宣传品。由于追求进步,赵鹏大便于1948年加入共青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谈起幼年受到的良好教育,这位当了22年大学校长的老教育家深有感触地说:我出生在国难当头的“九一八”前夕。“九一八”事变后,便随父母逃难到关内,流亡到四川。在四川自贡、江津、威远等地,赵鹏大是在日寇飞机的轰炸声下读完中小学的。这真是难忘的中小学生活呀,特别是读小学的时候,教自然的老师带着他们上山去认树木、果蔬,带他们下矿井、煤窑参观,让他们看到了工人们挖煤搬煤运煤出矿井的艰辛,在自贡参观盐井,看土法提取卤水,用火井(即天然气)熬卤成盐的生产流程……70年后的他仿佛往事如昨地对我说:那些便是我地矿学的最初启蒙。我永远感谢我的那几位小学老师。他们真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榜样,还严格地教我们用毛笔练书法。那像如今的孩子们书包那么重,作业压弯了腰也鲜有实际效果。

  “我高中毕业后,报考了8所大学。当然终极之‘的’是北京大学。1948年,各大学皆是分头自主招生的。我多考的目的是练场——看看我的真实的学业成绩。记得我报考了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辽海商船学院等。有的还报考了医预系、化学系、生物系,都先后录取了。唯独辅仁大学未被录取。原因可能是冒犯了‘神灵’,撞上‘枪眼’上了;当时在参加辅仁大学报考的国文课(即今语文课)时规定要用毛笔书写,我用的是钢笔。临阵奉命换毛笔,考官印象不好;口试时问‘你信不信宗教’,我答‘不信’。‘你对宗教有什么看法’,我答‘不信教没有看法’;考公民课时,问‘劳资两利还是劳资对立’,我答‘劳资对立’。这当然考砸了。但也许是辅仁大学看到我已经被多所学校录取,便不取我也未可知。当年北京大学管饭吃,又不交学费。而私立大学一年几十袋面粉的学费我也交不起。”

  1952年赵鹏大从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两年后被推荐并考取了赴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58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忆起赴苏学习的事儿也十分有趣。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筹备处搞保卫工作,学校正式招生后担任校团委组织部长,为了聘请苏联专家任教作译员准备,1953年,我们学校派出了包括我在内的12位助教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俄语班学习。学习尚未结束被召回学校,一星期后参加了留苏考试。于是在1954年赴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班学习。“我在前苏联读研时的导师是雅克仁教授,他后来担任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院长,这是后话。”

  “中国数学地质学之父”,这个评价是国际数学地质协会在颁发最高克伦宾奖时给赵鹏大的评语,这段评语也被镌刻在奖章上。赵鹏大1992年被授予此大奖,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当年的长江日报曾做过详尽周密的报道。

  这项奖项是国际数学地质协会在日本京都颁发给了赵鹏大,他是获此大奖的惟一亚洲人。是年赵先生60岁。一年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对于这项重大荣誉的问及,他几乎环顾左右而言它,显得十分的淡然和低调。我几次追问,他都没有说什么。最后他才谦虚地说:“这也没有什么,搞科学的人嘛,总要做出点成绩来。2008年我们学校资源学院48岁的成秋明教授也获得此大奖,成为亚洲人获奖的第二人。”

  “提起武汉,这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地方,我真的有许多话要说。我的事业和荣誉很多发生在湖北武汉。比如说:1975年,学校迁到武汉。我们在武昌胭脂路授课办公(今省中医学院处及其附近),我们在汉口航空路原地质大学处办学。“地大”在北京只留下了15位老教授,成立地大研究生部”。1983年,我在武汉开始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一干就是22年,直到2005年退居荣誉校长。当然,如果说吉尼斯记录,恐怕我也是当校长最长的。

  中午,赵鹏大在“红房子”用自助餐招待我们。席间,我们天南海北地“神聊海款”着,可能是我的采访自始至终无拘无束,院士的话题始终未离开武汉。这当然是我最需要的。譬如,他难以忘记建校初期胭脂路的创业;他们白手起家,在汉口航空路这边先办起探工系、物探系等3个系。后来被推荐任湖北省第八届政协委员,并由武汉市和湖北省推荐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这些岗位上,参与了参政议政等工作。在这些地方,他与武汉地方政府、群众团体的方方面面合作得很好,很愉快。他也很在乎很尊重湖北、武汉人民给予的荣誉。

  对于他缄口不言的克伦宾奖章,从网上查到,镌刻在奖章上的奖状写道:“奖给中国数学地质学之父赵鹏大教授在矿藏预测中的突出贡献,祝贺你成功。”赵鹏大在科研、教学等方面硕果累累。作为博士生导师,他此番来汉一周,课程安排的满满的。主持了4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连同中国地大(北京)的4位,近日便有8位博士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他对他的老朋友们说:“此生已指导了并毕业了84名博士研究生,真是忙碌呀。”

  “中国数学地质学之父”授予赵鹏大并不过誉。长期从事地矿普查与勘探、数学地质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赵鹏大先生,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地质学会矿产勘查专业委员会及数学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定量地层委员会表决委员,国际地质数据委员会亚洲地区代表、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专门委员、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光院士就有三个。

  他建立了中国独特的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理论及方法体系,开创了矿床统计预测新学科,提出了地质异常、地质体数学特征等新概念、新内容及研究方法。并在这些学科的发展前沿上培养了近百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他还在国内外重要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教育研究论文30余篇,与人合作出版论著6部,主持撰写大型科研报告10余部,代表作有《矿床统计预测》、《矿床勘察与评价》、《试论地质体数学特征》、《初论地质异常》、《高等地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等……

  赵鹏大的前妻是俄罗斯人,名叫伊琳娜。伊琳娜与赵鹏大相识于莫斯科一次前苏联优秀大学生地质旅行活动。这个活动有点像今天的夏令营,由校方组织学地质类的优秀学生在乌拉尔白桦金矿、伊里茨克大盐矿等矿进行实践调查。在冬令营里,赵鹏大与当时读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伊琳娜相遇相识相知相恋。在交谈中,赵鹏大发现伊琳娜的学习特别优异,为人善良并善解人意。巧的是她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与赵鹏大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同一位师长——雅克伦教授。两人不久坠入爱河并于195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在莫斯科结婚。伊琳娜的母亲米罗娃十分喜欢赵鹏大,这位苏联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在她俩婚后不久,突然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万一有一天中苏关系不好了,破裂了,你们怎么办。”赵鹏大回答说:中苏关系是同志加兄弟,我不相信会变坏的。谁知,这一发展的趋势竟让这位老太太言中了。赵鹏大回到中国后,伊琳娜被安排在中国地质学院矿床研究室工作,儿子6岁时,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从苏联撤走专家到人民日报发表“九评”,两国关系上乌云密布;国内阶级斗争的这根“弦”也在越绷越紧,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桃园经验”、大四清、小四清,这要划清界限的做法,危及到这个跨国婚姻。伊琳娜受不了了。劝赵鹏大一起回到苏联去。赵鹏大说:我是中共党员,我不可能陪你去苏联。他劝伊琳娜加入中国国籍,留在中国。夫妇俩人在多次商量无果后,只有选择分手。1966年4月,伊琳娜带着儿子独自回到莫斯科。妻子走后还没有来得及抚平心灵的伤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走资派”、“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在赵鹏大的头上,在赵鹏大被“横扫”的苦难日子里,他开始感到:伊琳娜的离去是对的,不然,这种“臭老九”的日子她肯定受不了,还有一天天长大的儿子,要是不走也只有走“上山下乡”当知青的道路,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一别20多年,儿子长大成材,如今已经是莫斯科肝脏移植中心主任、著名的肝脏移植专家、医学博士。伊琳娜和赵鹏大也都各自再婚。这两个重新建立的家庭彼此之间成为了好朋友。由恋人、妻子、丈夫升华到知己深交。这种高尚情操是常人难以达到的。1988年以后,赵鹏大数次携妻子赵永芳教授探望伊琳娜夫妇,给他们捎去十分心爱的苏杭丝绸及其他湘绣等工艺品。给她的丈夫捎去厚大的羽绒服以及他喜欢吃的而俄罗斯缺乏的食品。常来常往中,伊琳娜夫妇非常疼爱赵鹏大和赵永芳夫妇的两个女儿赵卫华、赵卫真。赵永芳也很疼爱赵鹏大与伊琳娜生下的当外科医生的儿子。三姊妹都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卫真亲口对我说,我的伊琳娜妈妈非常喜欢我。这出家庭的悲喜剧,用赵鹏大的话来讲是“悲剧开始,完美结束。”我衷心祝福这两个家庭的和谐美满。

  赵鹏大兴趣广泛,生活中是位挺有情趣的人。他热爱体育锻炼,中长跑、体操皆能来几下子。他说“我们从事的是户外作业,探矿、寻矿,没有健壮的体魄是不行的。职业所然。”我们“地大”派生出许多著名的登山探险家,已故的亚洲登山协会副主席、20多次到过珠穆朗玛峰的曾曙生,还有少壮派李致新、王勇峰、陈建军等,都是地质大学的校友,也都是从江城武汉走向世界的登山探险家。我这位校长真的为有这些校友而骄傲。曾曙生还是我的好朋友。当他从德寅、昌达两教授口中得知我就是曾曙生亲姐姐时,笑了。“这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来,我们为曾家二姐干一杯!”

  赵鹏大兴之所至地又讲起他喜欢唱歌,而且是男高音。我想这是否也与野外勘测常年走川串岭的同仁们相互联络有关,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旷野中的呼喊也是成为练就嗓子的又一原因吧!我只是遗憾没有聆听赵院士来那么一嗓子。据他自己讲,业余水平,喜欢唱唱而已,唱得不怎么样,但高音区唱得很松弛。此话便是专业水平了。这个风趣的科学家给予我一个十分平实、蔼然、率真的印象。

  赵鹏大最有成就感的业余兴趣便是书法。他给三个孩子皆有墨宝,题诗题词,内容饶有风趣,如给二女儿赵卫真的藏头诗是:“吉星天上遨游,奥秘地下探求,成就始于足下,功绩永拔头筹。”既押韵而又将“吉奥成功”四个字嵌在诗头。

  爱子阿历克塞·弗拉基米尔·阿辽萨·赵,是俄罗斯著名肝脏外科移植专家,2008年全俄罗斯国家科技大奖获得者。左撇子的他,做手术时能左右开弓。博士,硕士早已拿到手了。阿辽萨的中文名字是赵联强。院士给儿子阿辽萨的墨宝是:“医学尖端,造福人类”。如今在莫斯科肝脏外科中心主任赵联强的医院大门口,挂着中、俄文两个文字的牌子。中文镀金的牌子便是父亲赵院士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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