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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光炽
时间:2010-01-25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涂光炽院士走了,他又“回家”了。

  2007年8月8日,随着一曲《回家》的萨克斯乐曲响彻南国上空,飞向北京、广州,飞向故里黄陂……涂光炽在贵阳海天园公墓入土为安了。

  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鹏、朱镕基、路甬祥、韩启德、陈至立、周光召、朱光亚等,以不同方式悼念院士,海内外社会各界1500多人分别在北京八宝山和贵阳为涂老送行。

  涂光炽是2007年7月31日在北京驾鹤西归的。他是我国著名矿床学家及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主席团成员与地学部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美国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长。还是清华、北大等10多所大学教授。兼任《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杂志外籍编委;《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中、英文《地球化学》、《矿物学报》主编。生前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工作奖”、国家黄金管理局一等奖、贵州省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我国矿物学家首次发现的一种新矿物,被国际矿物协会新矿物和矿物命名委员会,以涂院士的姓氏命名为“涂氏磷钙石”。

  他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学者与导师,他留下的业绩和治学理念,体现了学者的崇高。在一个缺乏学者的时代,一个学者静静地走了。他顽强的人生,给学子们留下了“什么是学者”这一难题的答案。

  湖北黄陂之涂家大湾是陂邑望族,从这里走出了一批教育家、外交家、科学家与工程师。其中涂治与涂光炽为中科院院士。

  涂光炽的祖父涂芥庵(福田),为黄陂最后一位翰林公。曾任晴川书院监督、巨鹿知县、遵化县长、湖北省长公署秘书等。1906年2月,他赴日本调查和考察监狱制度,写下的《东瀛见知录》,对于普及政法知识和加强基层法制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其父涂允檀,北京大学毕业后留美,学成归国后历任天津法商学院教授,中华民国外交部条约委员、条约司长、驻菲律宾总领事、驻巴拿马公使和驻缅甸大使。是我国资深职业外交家。

  涂光炽1920年2月14日生于北京,有昆仲三人。涂光炽为老大。在小光炽7岁那年,母亲就撒手人寰。尽管幼年遭此不幸,但却锻炼了他刚毅自立的性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1927—1930年,他随父在汉口第四小学和武昌实验小学读书。当时,尽管他还不懂事,但他对地学却已有了一定的偏爱。他喜欢听地理课与历史课,听大人讲“徐霞客游记”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他还喜欢集邮,特爱收集带有地图和名胜古迹的邮票,而且总想将它们的来龙去脉追究清楚。

  1931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他虽是家境富裕的“小少爷”,但并不骄矜自负,且很有正义感。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涂光炽积极参加天津学生的“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在声援北平学生的学运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在6年的中学生活中,“南开”精神熏陶了他,尤其是老校长张伯苓经常强调的“青年人要有远大抱负和事业心”、“一定要讲求实事求是”等谆谆教诲,对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间,他对英文课兴趣浓厚,课外常读英文《华北明星》日报,并经常参加英文演讲比赛,总是稳拿第一。同时,对地理、历史、化学等课程也深感兴趣,也曾有过升入大学后攻读化学或外语的想法。这时,引起他对地质事业产生浓厚兴趣的应是他的学长和战友——李璞。在南开中学时,李璞比他高两级,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涂光炽南开中学毕业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相继失陷。10月,他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设立的临时大学。随着日军向南逼进,长沙危急,他和一批热血青年,投笔从戎,投入抗日救国的战场。

  1937年12月,涂光炽与7位同学去到西安,随其中学老师、中共地下党员张锋伯在长安县、临潼县从事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1938年8月受党的指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五期四大队学习。1939年6月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派往陕西蒲城从事地下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到四川叙永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复课学习并做学生工作。次年,学校迁回云南昆明。他以优异成绩取得学士学位。德国籍教授在评阅考卷时说:“如果可能的话,我给涂光炽的成绩将不是100分,而是120分。”

  这期间,他与李璞朝夕相处3年,李璞常带领他进行野外地质观察,并向他讲解最起码的地质地貌知识,让他学会采集矿物岩石标本等。时间长了,他便逐渐产生并坚定了将来从事地质工作的想法。而且几十年后,他的回答仍然是“从不感到后悔,而且乐趣无穷”。

  1946年1月,经组织同意赴美留学,在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8月通过《镁云母和镁绿泥石的热水综合实验》论文获博士学位。留美期间,他在留美进步学生中组织和负责“明社”、“留美中国基督教同学会”、“时事座谈会”、“明尼苏达中国学生会”等进步学生组织,他在社团中能团结多种不同意见的人,取得大家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共识。他被选为留美中国基督教同学会中西部分会主席,宣传和组织学习党的政策和理论。1949年涂光炽还与侯祥麟(地质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光亚等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学生科学协会——留美科协。这个进步的群众组织,为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服务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8年8月涂光炽在美国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地质系聘为地球化学副研究员。

  1950年,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于是,涂光炽团结留美自然科学家,发动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当年9月,他与小弟光楠同上百名进步留美学者,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登上回国的征程。同船的还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核弹之父”的邓稼先和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张炳熹、池际尚、叶笃正等。随后,涂光炽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开设矿物学和地球化学课程。他是我国最早开设地球化学课程的教授。不久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攻读,于1955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1955年1月,涂光炽留苏回国先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开设了“找矿勘探”和“矿床成因”课程。他以当时的经典教材为基础,结合留美期间所做的实验工作和留苏期间在乌拉尔等矿区大量的野外实践,把当时国际上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传授给学生,因此,他的讲课内容新颖而丰富,论证严谨而深刻。5月初,涂光炽正式分配到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仍兼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同年11月18日,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学术委员会,涂光炽当选为委员。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系成立后,他兼任该系副主任,并多次到该系讲授矿床地球化学课程,因而中国地球化学学科的创立和地球化学事业的发展,是与涂光炽的贡献与建树分不开的。

  1956年,时年36岁的涂光炽参与了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工作。

  重视培养科研人才是他几十年科研生涯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弟子与新手,涂光炽一再强调:“要学会独立工作”;“要学会查文献,熟悉自己研究领域的进展”。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亲自主持全室的学术会议,要每个人作各自领域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既活跃了学术空气,又使大家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启发思路、扩展知识,还使每个人学会组织材料、综合分析、准确表达、提高水平。在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从课程、外语、选题、野外考察计划、室内地球化学方法,到审定论文提纲,他都亲自指导。他总是把研究生放在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或基础研究中最前沿的科研领域中培养锻炼。如金属矿产资源的矿床地球化学研究、环境地球化学、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等新兴学科。他放手让研究生在这些领域中钻研,教育他们要有创见、有抱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不要成为墨守成规者。从50年代中后期起,他先后为国家培养了近60名研究生,培养了几代地球化学领域的大量科技人才。有的已成为我国矿床学、地球化学等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及有名望的首席科学家和管理专家。

  涂光炽担任研究所领导后,给研究所定调:出第一流的成果、出第一流的人才。因此,他总是从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给科研人员、野外地质队的技术人员作学术报告,讲授地学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想,以提高在职人员的理论水平;到兼职的院校给教师和学生上课;亲自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完成学业与从事科研工作。要了解世界科技前沿,研究人员必须走出去,或直接阅读文献资料。为了及时了解国外先进技术,涂光炽在所里严格地执行了英语口语和笔试的考试制度,并且亲自当考官。如此威慑力,迫使研究人员均背水一战,攻克英语关。与此同时,他要求研究所人员学俄语,每人每天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学习俄语。每周都要在所里举行学术活动,让大家来作学术报告,总结最近的读书体会,介绍自己的课题进展等等。在涂光炽的严格要求下,所内科研人员学术和组织能力都迅速得到提高。

  搞地质矿床研究,必须深入现场考察,以获取第一手资料。1956年,涂光炽受命担任中科院祁连山综合考察队的队长,与李璞、陈庆宣一起,带领科考队员爬山涉水,穿林海,过雪岭,兢兢业业地从事考察。

  有一次,他们调查青海互助——宁掸沟一线地质,已接近尾声,正准备“打道回府”,忽然,一位藏族牧童带了两块铁矿石来报矿。在涂光炽坚持下,大家又带上干粮和帐篷,翻山越岭前往补充观察。结果,他们获得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3年间,全队共进行了15条路线地质考察,像15把手术刀,解剖了祁连山的地层、岩石、构造、矿产资源情况,研究成果出了10本专著。祁连山敞开胸怀,向祖国献出大量金属矿藏。涂光炽由于这方面的卓越功绩,很快晋升为研究员、副所长。

  60年代,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发展独立的核工业,国家需要铀。涂光炽又勇敢地接受了研究铀矿床地球化学的任务。他提出了“沉积再造”的矿床成因观点,扩大了以沉积岩为铀矿容岩的找矿远景,为我国核能事业的发展立下了功勋。在1999年9月18日国家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涂光炽是“为两弹一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科院45位受奖者之一。

  地质科研工作的每项成果,没有坚实的野外工作是难以想象的。青壮年时期,涂光炽每年有1/3的时间在野外或出差中度过,而且每到一处,总是白天跑野外,晚上写笔记、作报告。他常对青年学者说,地质工作是开拓矿产资源和搞好经济布局的关键,认识到这点你就会热爱它。如此年复一年,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山山水水,考察了国内外400多个矿床。

  在野外工作期间,他总是住最便宜的房间,从不挑剔。他从不以专家自居,不摆架子,不讲条件。途中,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和旅客一样挤上挤下,没有卧铺,就坐硬座,有时甚至站到目的地。1974年,他带所里10余人乘卡车从贵阳出发,长途跋涉上万公里,对华南8省的花岗岩和有关矿产作广泛和详尽的地质调查。有时他坐在车厢里,把驾驶室让给其他同事。晚上,10余人睡一个大通铺或住一个帐篷,他从无怨言。就在这次野外,他的胃大出血,不得不进行胃切除手术。他说:“我每年都要去几趟野外,这跟办公室的工作没法比。跋山涉水是为了获得第一手的情况和数据。”涂光炽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他扎实的野外考察功底和迅速全面了解前沿地学信息的基础上的。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研究员刘义茂说:“有一次,跟随涂光炽到野外考察,由于涂年事已高,不留神就摔倒在一个土坑里,树枝刺进了他的鼻子。他起来后,自己摸了一下,觉得没什么事,就继续工作。第二天,鼻子肿得很厉害,还化脓了,可是他还没有注意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一心扑在工作上。第三天,我们坚持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做了透视,发现鼻子里面有异物。手术后取出一段一寸多长的树枝。他进行了简单包扎后,又继续到野外工作。”

  为了去西藏参加青藏高原讨论会,1979年,涂光炽先后3次到北京检查身体,但最终医生还是不允许他去西藏,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长期的野外生活和艰苦繁重的工作,使涂光炽积劳成疾。1982年他的心脏病屡次发作。已作过胃切除手术的涂光炽,毅然决定再次进行更换心脏瓣膜的手术:“做了手术可以延长我的生命,哪怕再能为党工作两年也好。”在做手术前一个月靠打强心针和输氧来维持生命的时间内,他还在抓紧时间修改层控矿床书稿。所幸手术是成功的。可他出院不到半年,未等身体完全恢复,便为承担开发新疆资源的305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1990年,涂光炽提出了“低温地球化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91年获得批准,作为该项目首席科学家的涂光炽率先提出:“我国西南地区存在大面积低温成矿域”。在研究低温程岩成矿理论的同时,涂光炽又开展了“分散元素成矿机制”的重点基金研究课题。他认为:我国西南地区大面积低温成矿域中可能存在分散元素矿床的集中区。课题组从1996年开始,经过5年多的努力,最终确定分散元素的独立矿床、类质同像和吸附3种存在形式。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发现两种新矿物,其中一种已被国际矿物命名委员会命名为“碲锌(铁)石”,同时在黔滇川等地首次找到了楚碲铋矿等8种分散元素矿物。前两项课题成果组合成“分散元素矿床和低温矿床成矿作用”研究成果,获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1年,已届81岁的涂光炽亲自考察云南的3个矿床,即会泽铅锌矿、个旧锡矿、金鼎铅锌矿。2004年,他又到四川攀枝花铁矿和拉拉铜矿考察,每天早上7点多在路边吃点油条豆浆就出发。有时汽车要跑70多公里的山路,他都没言语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而是带领着大家考察、记录,采集岩石标本。到了晚上,学生们整理标本,他就反复看记录本,将白天看到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随后任何时候加以表述。有一年的春节前夕,他率队考察了贵州省的一个汞矿和铁矿。寒冬腊月,铁矿区积水很深,但他还是穿靴子下水,坚持实地考察,获得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是此,2007年涂光炽被评为贵州省首批荣誉核心专家。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涂光炽非常强调在地学中应用哲学思想,并亲自在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下成立了“地球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专业委员会”,至今这个组织还活跃在原核工业部的铀矿研究所。

  涂光炽提出的找矿设想和思路,尤其在事关我国地质找矿方向等重大关键问题上,总是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矿情,坚持实事求是,摒弃从众心理,运用“逆向思维”,提出个人的见解,开拓了新局面。

  1974年,我国掀起了寻找富铁矿的高潮。当时,颇为强烈的找矿指导思想是寻找前寒武系古风化壳型富铁矿,领导者这样号召,同行也如此论证。在此前的几年时间里,涂光炽已经实地考察过国内的若干铁矿床。在南开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他根据中国的地质特点,指出这样的找矿思路存在着问题。强调,在中国不具备形成此类矿床的基本条件。指出我国富铁矿形成机制多种多样,因而应广开门路,不局限于寻找古风化壳型富铁矿。当时坐在陈先沛旁边一位冶金部的与会者听到这话,脸色一变,嘀咕道,领导说要做的事,这个人怎么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环境下,说出这些意见是需要勇气的,是要冒风险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他从剖析我国前寒武系发育演化的具体条件出发,论证了在我国产出古砾岩型金、铀矿床的前景不佳,实际上较大规模的这种类型矿床在整个欧亚大陆都未曾找到过。他提出了我国金矿类型划分的意见,并论证了哪些矿床类型在哪些地区最有前景。并提出“攻深找盲”,从而救活了许多废弃矿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时,他看了大量光片、薄片。他认为,只有在野外和镜下观察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合理的测试和实验方案。反过来,实验测试结果应当与野外和镜下观察相结合。否则,片面强调数据,便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于是,他分析了地学研究的三种制约因素:即地质作用本身和地质体的形成是长期的、错综复杂的;地学的区域性因素很强;各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

  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启迪下,使他联想到在成岩成矿作用中,虽然“非此即彼”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但不可能全部概括其类型,“亦此亦彼”的成岩成矿作用也是广泛发育的。在地球地壳的各种各样发展演化过程中,又穿插着复杂的变化,他认为地学工作者要突破上述三种制约因素,应当重视的八个问题。即: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复杂成因与单一成因;将今论古与地球演化;突变论与渐变论;共性与个性;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野外观察与实验测试;均一性与非均一性。并写成文章《地学中若干思想方法的讨论》,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期刊,并被该刊评为优秀论文。

  涂光炽是一位活到老、思考到老的科学家与哲学家。诸如铌和钽经常在一起,铅和锌经常在一起,伴生元素矿床的成因有什么共同点和差异?这是他晚年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学术报告的主题。他把哲学思想融入科研中,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地学的哲学理念》,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过。他用哲学的思想来找矿,不但有理论意义,实际应用指导意义也很大。

  在多年研究中,涂光炽还提出了我国层控矿床发育的原因,总结出我国层控矿床的七大特点及时空分布规律,并提出了七条找矿原则和标志,已成为我国找矿事业的经典理论。他在总结层控矿床的作用中,提出了最重要的成矿作用方式,这是层控矿床研究史上的首次归纳,对层控矿床的成矿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国内外鲜为人知的非金属矿床如雄黄、雌黄、重晶石、高岭石等,也作了专题研究,填补了层控非金属矿床研究的空白。他还提出将矿床成因分类的三分法改为四分法。这一见解得到同行的支持与共识并加以引用,其研究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涂光炽十分注意经常变化而又丰富多彩的学科前沿,并结合国民经济需求,瞄准新的突破口,不断提出新方向、新课题。70年代后期,他察觉到层控矿床的重要性。他即组织同人围绕层控矿床的概念、分类、形成机制、时空分布、国内外对比等问题,多次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并引导大家进行层控矿床理论总结。80年代,由他主编并主要执笔的《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3卷,计150万字的专著,在专家评审时认为,“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层控矿床系统研究专著和理论总结,它在系统性、概念理解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深度上,超过了国外以《层控矿床及层状矿床》(1976—1981)13卷丛书为代表的成果”。还荣获1988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与此同时,他根据在华南的地质实践和在国外开始的关于A型花岗岩的讨论,提出了研究富碱侵入岩带的必要性,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些岩类成因上无联系的片面认识。之后,他又在北疆的地质考察工作中,进一步论证了富碱侵入岩带在造山带地质发育演化上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蛇绿岩带。接着,考虑到超大型矿床对解决矿产资源、建立矿业基地的重大意义,以及国际上刚提出的超大型矿床全球背景研究设想,他及时论证了在我国开展有关寻找超大型矿床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内容、措施、课题、技术路线等问题。经过多次酝酿与评审,最终成为由国家科委主持的基础科学攀登计划项目之一,他是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80年代末,国外文献中出现较多讨论低温成岩成矿的文章时,涂光炽根据自己与同人的长期研究所得,及时抓紧这一时机,于90年代初提出了低温地球化学研究课题。从1995年结题情况看,本项研究在银的成矿作用、低温条件下一些元素的活动性实验、吸附实验、油气田的埋藏变质等方面,均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与思路。

  矿床学界和地球化学界一向认为,分散元素不可能成矿。但无独有偶,在我国西南地区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锗、碲、铊、硒等分散元素形成独立矿床或矿体的报道,这使涂光炽兴奋不已,夜不能寐,反复追思其奥秘所在。他想,究竟是什么因素、条件、介质、环境、背景导致这些元素不趋向于分散,而趋向于富集成矿呢?这显然是找矿和成矿理论上的重要课题,与环境保护也有密切联系。于是他又及时组织力量立项研究,并取得初步突破:分散元素可以成矿,但条件十分苛刻。

  为了及时总结,涂光炽通过理性思考,先后撰写了215篇学术论文,编撰24部学术专著。总结了我国矿产资源的形成规律,提出了符合我国地质特点的成矿理论,并成功地指导了生产实践,为开拓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他主持和直接指导地球化学所科研工作的20年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我国地球化学和矿物学领域的许多新兴分支学科。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被明尼苏达大学授予极少数几位有杰出贡献的外籍学者为“荣誉科学博士学位”;2002年成为第一位获得“贵州省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科学家。

  对地学研究来说,只靠野外观察还不够,还应多做实验。早在1962年,在涂光炽极力倡导下,地球化学所就成立了高温高压实验室。他曾对研究人员说:“实验地球化学如果得不到发展,就会给地质矿产等研究拖后腿。”接下来,小小的实验室,有四五个人先后被涂光炽送到美国学习,水平很快上了一个台阶。

  目标明确而又充满信心,涂光炽在事业上展现了坚强的意志和高瞻远瞩的眼光。

  即使是遭受政治运动冲击,也未动摇他搞科学研究的信心。1972年,他积极组织召开了全国地学界“文化大革命”期间惟一的一次地学基础理论讨论会,为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再次受到批判。90年代初,受到国际矿产资源萧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地质科研经费短缺,不少科研人员对工作失去信心。1994年,涂光炽给广州地化所全所职工写了封信:“在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的国家里,把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作搞好是头等重要的事。”而其中“地学占有很大的份量”。他勉励科研人员“以事业为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多年来,作为多单位协作攻关的若干科研大项目的负责人或首席科学家,他强调在合作科研中既要坚持学术民主,又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力求更好地集中群体智慧,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例如,超大型矿床的定义和概念,有关这一项目的参加者观点必须一致,否则就缺少最起码的共同语言了。在讨论超大型矿床与矿床密集区的空间分布规律时,不同学者的思想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有的人从大地构造单元出发,有的人提出同位素急变带的见解,有的人则对岩石圈厚度、地热流异常等因素进行探索。此时此刻,他力求做到高屋建瓴地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以便求得高层次的总结性见解,去达到综合认识的预期结果。

  设想要海阔天空,观察要全面细致,

  实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客观周到,

  立论要有根有据,推论要适可而止,

  结论要留有余地,表达要言简意赅。

  这是他针对自己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八句话的座右铭。在他的八条座右铭中,关于观察、实验、分析、表达、立论等五条的提法,他认为科技界是会认同的,但余下三条是否恰当,他本人也觉得没有把握,希望能引起地学界同仁的讨论和评议。

  涂光炽治学严谨,每发表一篇论文都是亲自动笔且要经多次修改。与人联名发表论文,都是先共同讨论,拟定提纲,然后分工撰写,而他总是承担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都是一丝不苟,认真核对每个数据,分析提出的每一个新观点、新认识,都是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地质观察和在大量地球化学分析基础上作出的。

  对于我国著名的大厂锡多金属矿田,他曾4次前往。从地表到矿井坑道,从矿区到外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甚至在他心脏病复发的1984年春天,在上3层楼都感到困难的条件下,他仍带领地球化学研究所近30名科研人员,对大厂矿田进行了多学科联合考察。在占有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对该矿田成因的新认识,即地层、构造、花岗岩三重因素控制的三阶段成矿模式,这种成因模型不同于多年来占主导的花岗岩浆热液成矿的认识,受到矿床学界较普遍的重视。

  不耻下问,能者为师。在他求教的人中,有总工程师、工程师、教授、讲师,也有一般技术人员、研究生,他常常为了某一个问题专门向所内或所外有关人员请教。他确实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吸取营养、提高自己,又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修正意见。从而,使他的科研成果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

  作为学坛巨匠,他从不以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于人。就是他的研究生,与他不同见解时,他不仅容忍,而且衷心欢迎,鼓励争鸣,决不泼冷水。用他自己的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个规律,只能欢迎这个规律,不能违背它。”同时,对其他人的学术观点从不妄加评论。

  70年代末,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各单位的人也来参加。会上,涂光炽的观点和该所人们不一样,大家就上台发言,和他辩论。这让外单位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敢和涂先生辩论?同事们却笑答,这没有什么,在地化所一直都是这样。正是他作风民主,在1979—1988年间,中科院地化所形成了几个研究体系,衍生出12个分支研究室。

  在生活上,他处处以身作则,在学习和工作安排上,他从不以专家和领导身份为子女和家属开方便之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他外事任务较多,每次出访期间,他都要求同行人员节约开支,并抓紧一切时间进行业务活动。

  即使到了晚年,他多次强调我国地学研究要尽可能为开发西北、西南作出贡献,要把主要科研力量转移到开拓各种资源、环境治理和预测灾害三大方面,同时兼顾国土整治和重大工程建设课题及岩石圈演化等基础研究计划。他积极参加了制定加速开发新疆矿产资源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的综合研究计划,多次亲临新疆考察、定项目,并亲自承担了新疆北部主要矿产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的研究。同时,努力促使一代一代的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如今,他的学生遍五洲,桃李满天下。

  涂光炽不仅自己从事革命、地学研究与教育工作70载,还带动了子女和家人10余人搞地学,是名副其实的地学之家。2002年1月6日,涂光炽院士成为首届“贵州省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随后,他将50万元奖金中自己的20万元捐献给水城县,建立了可以容纳300多名学生的“光炽希望小学”。2006年5月,他又将自己的院士津贴20万元捐赠给了水城县,用于教育事业。

  院士远行后,他的长子写下了《子女对慈父的怀恋》一文,文中说:“我是父亲的长子,他给我取名勘,勘探的勘。这是父亲挚爱并终身从事的事业,我也遵循他的足迹。”

  面对大师远去的背影,我们远远地仿佛看到一座高山,挺立在中国地球化学事业的道路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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