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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为支点的近代川鄂棉花贸易
时间:2017-02-04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1923年汉口太古码头工人正在卸棉花

        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长江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的经济格局,推动市场融合统一。而早在清朝初年,以湖北麻(城)、(黄)安、(黄)陂三县棉商为主的黄州棉商,借助康、雍年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以武汉为贸易中转站,深购远销,百余年间在获取商业成功的同时,盘活促进了川鄂整体市场的形成。其历史发展特点对今天打造长江经济带依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棉花在中国是比较后起的作物。唐以前,棉花产自异域,虽入贡中国,但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棉花传入中国内地始于宋末元初,完成于明代初年,传入经过大致有南、西两条路线。南路由东南亚经海南岛传入广东、福建,后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少量则经滇缅传入四川;西路由西亚先传入甘肃、陕西,后进入华北。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从地理环境而言,位于上述两条传入路线的末端。棉花传入湖北最早的是在元代初年,从下游的江浙地区骎骎西来,湖北境内最早的植棉和手工纺织中心集中在鄂东的麻城、黄安一带,这点绝不是偶然的。明中叶后,棉花在湖北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种植,植棉区域沿长江、汉水两岸向西部扩展到五府二十二州县,其中以德安、黄州等府出产最多。到清乾嘉年间,湖北植棉区域扩大到七府四十余州县,其中黄冈县棉花产量为鄂东之冠,所产粗绒质量为“全省最佳”。俗有“一进十八栋,栋口十八家,家家十八个,个个纺棉纱”之说。麻城举河沿岸土地肥沃,盛产棉花,农家妇女亦擅长纺纱织布在市场出售。宋埠成为鄂东一带最繁荣的商埠,连同中馆驿、岐亭、新洲等地在内,年输出棉花在5万担以上,大多销往汉口。新州、麻城、黄冈、黄安、宋埠等地乡人所织景庄布,每年皆大量外运。由于植棉业的发展,手工棉纺织业亦有所进步,黄冈、安陆、咸宁等地逐渐成为商品性棉布的集中产地,棉花、土布的长距离运销范围随之扩大,种棉织布成为农村中仅次于粮食种植以外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与湖北不同的是,四川也是棉花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但因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宜棉之地有限,棉花生产长期滞后,产量不高。由于人口众多,棉花不敷使用,每年都要从长江中下游购运。

        明朝末年,四川因天灾人祸,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经过康雍年间的大规模移民,至嘉庆年间四川人口已超过二千万。道光末年,川省人口超过苏皖,成为国内人口最多的省份。

        此间四川植棉业特别是川东北植棉业有所发展,但川东、川南仍有许多缺棉州县。清前中期巴蜀各地普遍存在棉花短缺现象,为黄州棉商大举进军四川创造了条件。

        由于楚蜀界连,有长江水运之便,以湖北黄州棉商为代表,湖广商人在四川最初的经营活动主要分布在重庆、成都等工商城镇,大多依据乡土地域关系为中心而逐渐结成各种商帮。此外,四川的一些市县场镇中也聚集着大量的湖广商贸移民。作为湖广移民水路入川的首站,重庆是湖广客商在西南地区的最主要活动场所,清嘉庆年间,湖广籍商贾在棉花、土布等行业中居外省客商之首。

        “商以四川重庆为盛,合冈麻曰黄帮,购棉花于新洲岐亭宋埠,舟运至川。”沿着长江、汉水两条主要移民通道,黄帮棉商成为清朝初年最早进入四川市场的外省商帮之一。

        在川鄂棉花贸易中,黄州各属移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众多同乡籍的民间移民信息让黄麻商人占得先机。黄麻移民在入川定居落业后,很快发现四川棉花土布价格奇贵,缺口很大,而黄麻家乡所产棉花,洁白无瑕,尤其适于土布纺织,在四川颇受欢迎。很多黄麻移民于是返回原籍,专门经营湖北与四川之间的棉花和土布生意,成为商业移民。富有创业精神的黄帮商人更不会放过这一有利商机,遵循着“做熟不做生”的古训,他们以棉花、土布为大宗,导财运货,懋迁有无,全力开辟川陕市场。黄州各属所产棉花辗转入川,一直被在四川的黄麻移民亲切地称之为“家乡棉”。

        推动川鄂棉花贸易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湖广会馆,特别是黄州会馆在川省的大量建立。会馆既是本籍同业商会组织,又有同乡会的特征,移民、会馆与商业活动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有清一代,湖北人在四川开设会馆共172所。在湖广会馆(禹王宫)广泛建立的同时,作为省以下地区性黄州会馆(帝王宫)亦遍布四川和陕南繁盛之处。遍布全川的移民会馆的建立,为黄州棉商开拓市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黄州籍人士入川经商、行旅者,亦多在黄州会馆落脚,切磋商情,安排行程。“兄在家乡弟在川”,遍布川省主要市镇的黄州会馆,好似一条家族和乡情的纽带,将黄麻移民的移入地和移出地紧紧连在了一起。

        黄州棉商能够在清初的四川市场占得先机,还因其深受江西商业文化的影响。黄州府地近江西,在其区域文化熏染下,注重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成为黄州商人打入四川市场的最大动因。许多家族是先派人前往四川察看大势,感觉有利可图,才派家族其他成员陆续前往,设庄开店。

        清朝中叶,川鄂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形成紧密的唇齿相依关系。这一时期进入长距离运输的商品,大多是川鄂两省的特有产品或优势产品。雍乾年间,川省输入之货则以棉花、土布和广货为主。“向来三江湖广等省客商上水货物过夔关,纳税以棉花为大宗,洋货杂货次之,川省土产各货下水过夔关,以白蜡红花为大宗,桐油生漆麝香等物次之。”黄州棉商每年运销四川的棉花,大致保持在15—20万担左右。这其中除了黄州各属所产部分外,主要是在汉口、沙市等集散市场购运的部分,全部为水运入川。棉花及其制品成为清代川鄂贸易至大宗“三黑一白”中,惟一从湖北运入四川的大宗货物。

        在川鄂棉花贸易早期,由于湖北农村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户植棉多为副业,很少与市场发生关系,棉花生产自给比例高而商品率低,能够进入长途贩运的仅占整个棉产很少的一部份。因此,汉口市场虽然很早就有川鄂间棉花交易的记载,但贸易总额依然较小。此种情况到咸同年间川盐破岸行楚后出现变化。川盐济楚是晚清盐政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越界冲销。济楚川盐的大举行销,大大加强了湖北与四川的经济联系,有力刺激了川楚贸易额的增长,也促使黄帮棉商迅速发展壮大。

        食盐是明清时期国内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之一。盐运与漕运同为内河运输之大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一宗垄断性商品,盐业历来属于官营专卖事业。两湖旧行淮引,是为淮盐二百余年来固有引地。两淮盐商凭借引券,垄岸居奇,楚民历来恒以为苦。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两湖,长江航路阻隔,淮盐片引不至,湖北全省盐价腾贵。重利之下,川省盐枭蜂拥入楚贩运私盐,清政府不得不对引岸专商制度有所变通,采用化私为官的办法,暂开盐榷,设关抽税,一税之后,给照放行。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李瀚章和四川总督吴棠议定,湖北川淮盐划界行销。即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荆州、襄阳、郧阳、宜昌、安陆、荆门五府一州仍准借销川盐。荆沙川盐总汇的地位得以逐步形成。

        川省盐贩回省时,大量采购棉花、荆庄大布、桶鱼及各色广货回销四川,川鄂市场上盐棉粮杂批发转手业务活跃异常,百货聚集,商贾如云。在太平军占领武昌鏖战鄂东期间,黄州、孝感等地棉花运销受阻,黄帮棉商趁机扩大经营范围,将重点转向鄂西的荆沙、襄阳、老河口等棉花集散市场,竭力掌握棉花资源。这一时期川帮商人在宜昌、沙市等地已颇有势力,主要经营川盐、药材、桐油和杂货等大宗生意,但黄帮棉商依然执棉花贸易之牛耳。由于多年经营大宗棉花的运销业务,经验丰富,黄帮棉商在川鄂间棉花号业中取得绝对优势的地位,棉花贸易的七八成在其掌握之中,故有“白老虎”之称。

        在湖北沙市等产棉区,黄帮棉商直接设庄收购,资金最大者当属程海门、程栋臣叔侄合办的永福庆棉花号,其资本后来发展到三百万银元。此外,较早开办的花行还有泰昌、新顺、祥兴、瑞生、全昌、聚顺、兴隆、恒顺、义丰、长兴等商号,这些花行所收购的棉花绝大多数运往了四川。由于黄帮棉商在湖北和四川均设有庄号,且资力雄厚,故而能够包揽出口、运输、销售等一应环节,借助川盐大举破岸行楚带来的商机,生意越做越大。许多黄帮商人还利用运棉入川回程之际,兼营川糖、川盐、川笋、黄花、木耳、杂货和烟土运销。也有黄帮商人投资于四川云阳等地的盐业生产。

        清中叶汉口即列天下四大名镇之首,“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也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由于地理交通上的便利,黄州棉商在汉口市场十分活跃。汉口始终被黄帮棉商作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和依托。汉口棉商各有团体,以黄帮棉商为代表,成立有“旅汉黄帮棉业商会”。棉商资本雄厚者,“其营业范围,除在汉口市场采购棉花外,同时并在四乡自设庄号,广事吸收……故一般计划周详,手腕灵捷之棉商,动辄以一二万之资本,而每年营业总额,往往竞达到二三百万之钜。”为了同乡的商业团结,早在乾隆三年(1738),即以麻城商人为主,黄帮旅汉同人筹资建造齐安公所于郭家巷。道光年间,又有黄冈、麻城、黄安三县旅汉商人筹资兴建“黄帮冈麻安三邑会馆”,作为三县商人“联络、研究商务之所”。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商人捐助和从商业盈利中按比例抽取,组织方式则由巨商每年轮流推选“值年”,作为会馆的实际负责人。因应清末时局变化,值年一职逐渐相对固定,主要为黄安、麻城两县富商所掌握。汉口的杨显卿、沙市的程锦山、重庆的吴小庭等,都曾长期担任各地帝王宫的“值年”。其中吴小庭父子经营的集永亨棉花号,后来成为黄帮棉商中仅次于永福庆的第二大字号。

        民国初年,黄帮内部已是黄安人的势力独大。此间黄帮各大棉号多将总管理处设于汉口,由总经理负责,在沙市、重庆、上海、樊城、老河口等地则分别设有分号。依照不同分工,重庆、上海分号重在销售,沙市、樊城、老河口等地分号则主要负责棉花的收购和运输。依据资本大小,黄帮棉花号最具实力者依次为永福庆、集永亨、同利生、大兴全和元丰畅等。此外,黄帮在汉口还开办有三家行栈。其中均安栈专作樊城、老河口的客户生意;和记栈专作鄂东、宋埠、岐亭的生意;合泰正专作山货生意,是麻城人开办的百年老店,生意十分稳定。

        到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国内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川楚贸易的结构和规模均发生明显变化,黄帮棉商的经营范围及内容亦有所改变。甲午战前,湖北棉花的销路局限于内地市场,主要是运往西南缺棉各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到廉价洋纱、洋布大量涌入的影响,湖北棉花传统的西南市场已呈萎缩。“向来四川、湖南、陕西皆销湖北棉花,湘江沿汉水运甚多,实为鄂民生计之大宗。近年洋花、洋布南北盛行,鄂省花布销路顿稀,生计大减。”甲午战后,上海等沿海城市棉纺工业蓬勃兴起,用棉量逐年增加,不得不抑给于内地产棉各省。光绪三十年(1904年),汉口市场集散的113.5万担棉花中,除本地布纱二局留用10.8万担,运往四川3.9万担,销往湘滇黔三省21.6万担外,其余77.2万担全部运往上海和出口日本、德国。湖北棉花传统的西南市场已逐渐被沿海及海外新的、更大的市场所取代。随着沪汉等地中外纱厂的陆续投产,四川城乡使用机纱织布者愈见增多,家庭手纺的地位被逐步取代,除民间絮被之需外,棉花用量逐渐减少。

        为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江、吴、程、谢四大商为代表的黄帮棉商资本,开始将资金逐渐向房地产和工业方面转移。程海门、程栋臣叔侄经营的永福庆棉花号,是湖北最具实力的棉花字号。程家除持有汉口第一纱厂和利华打包厂的大部分股份外,还拥有汉口的1000余栋房产和数座大楼,被认为是湖北头号的资本家,曾一次为家乡黄安(今红安县)的教育捐银4万两,黄安县称之为“至诚学校”。吴子俊在沙市板门子创办织布工厂,厂房完备,并配备一部四十五马力的蒸汽机。

        但除个别转型成功外,民国时期,黄帮棉商整体上处于衰落趋势,进而对麻城、黄陂、黄安等原黄州府产棉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综计全境暂时商况,宋埠稍盛,县城……其他各集歇业者屈指难终,较之二十前麻城,总可谓一落千丈。”

        抗战爆发,湖北棉商大多停业,许多大棉商迁往重庆、陕西等地。湖北产棉区虽大半被日军占据,但鄂西之公安、松滋、枝江、宜都及老河口等产棉县尚未完全沦陷,所产棉花一时滞销。而此时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因人口骤增,军需民用孔急,对于棉花的需求量甚巨。黄帮棉商谦益丰号经理鲍殿臣等人,不畏战火,绕越封锁线,前往松滋、公安等县抢购棉花。他们将棉花改装为50斤小包,由产地组织民夫,一人挑两包,送至宜昌上游三斗坪,再由木船或轮船运至万县和重庆,供给军需民用。此路开通后,四川棉商纷至沓来,竞相前来战区抢购,松滋等地一跃成为大后方棉纺工业重要的棉花来源,为缓解战时“棉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顾川鄂棉花贸易的历史进程,作为地域性商人团体,黄帮棉商艰苦创业,在川鄂市场上纵横捭阖,懋迁有无,二百余年的跨省经商之路,谱写出了楚蜀经济往来的重要一页。

(作者徐凯希,系湖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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