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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著名银行家——周苍柏的家国情怀
时间:2014-11-25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周苍柏

        爱国银行家周苍柏,1888年生于武汉。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投身金融,曾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行长、湖北省银行总经理等职。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他以卓越的智慧和勇气,为国家强盛和民族解放做出了重要努力;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竭力支持人民革命斗争事业,有“红色资本家”之称。新中国成立后,他将用全部资产经营的“海光农圃”(今东湖风景区)无赏捐赠给国家,后人称之为“东湖之父”。周苍柏是用他的整个人生来表达他的家国情怀的。

        投身金融

        周苍柏家族世代经商。19世纪70年代后,周家从江西平乐迁到湖北江夏(今武昌)。周苍柏的祖父周庆春在武昌大堤口开设了周天顺炉房,多年后,将其迁到汉阳双街弹夹巷,改名周恒顺炉房继续经营。后周庆春受湖北总督张之洞举办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的影响,将炉房改建发展为机器制造厂,起名为“周恒顺机器制造厂”,以制造机器为主,后又修船、造船;成为武汉第一家机器制造业厂家,也是武汉第一家私营民族工业企业。周庆春去世后,机器制造厂由其次子周仲宣继承,其长子周韵宣则在汉口龙王庙河街开设了一家名为“鼎孚行”的商行,周韵宣就是周苍柏的父亲。后来,周韵宣与他人合作创办“广茂煤炭公司”经销山西白煤。为进一步扩展业务,招股筹资创办了汉阳电气公司,任董事长。不几年,周韵宣生意越做越大,曾任武汉总商会常务委员,成为在武汉工商界有声望受尊敬的一位实力人物。

        周苍柏,1888年出生于武汉。受父辈艰辛创业精神的潜移默化和受喜作善事的母亲的影响,自小学习勤奋,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常把食品和衣物送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小伙伴。成年后,任湖北省救灾委员会副主席时,更是全力以赴为灾区农民解决救灾资金和粮食。少年时的周苍柏在文华学堂读书期间,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曾因参与学潮遭当局搜捕,隧避上海入南洋公学读书,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大学银行系就读,获商学士学位。在留学期间,他深感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在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饱受种族歧视。1917年完成学业后回到祖国,立志实业报国。不久,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邀请,主持银行行员训练班事宜。他运用在美国学到的现代西方银行管理知识,成功地培训了一批银行人才,从而在银行界崭露头角。为了扩大业务经营,建议和促成陈光甫在汉口建立分行,并承担筹办汉口分行的重任。

        1923年,周苍柏回到故乡武汉,出任上海商业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并亲自选定钦生路(今江汉路44号)作为汉口分行行址督建银行大楼,先后招募选用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这批青年后来成为湖北武汉银行界的骨干力量。汉口分行开业后,周苍柏恪守信用,银行业务进展迅速。1927年,时任汉口分行总经理唐寿民抗拒职工的合理要求逃回上海后,由周苍柏代行总经理一职。不久,周苍柏正式出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行长,直到1938年汉口分行撤退重庆为止。

        1926年,武汉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在发行国库券的同时宣布废除北洋军阀政府旧货币。一时间银行界掀起挤兑风潮,周苍柏代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宣布,对大革命之前的储蓄存款一律按照现洋兑付,从而保障了储户利益。这一举动使得汉口分行信誉大增,不但未出现挤兑,反而存款剧增,稳定了武汉金融秩序,支援了北伐战争。与此同时,周苍柏利用申汇汇价保持汉口银行正常盈利。周苍柏从此声名大振,享誉湖北。1931年,汉口分行承做食盐押款因水灾收到一些损失,波及南京、上海的存户大宗提取存款,但汉口的存款却未受到很大影响,其重要原因就是国库券存款处理一事取得社会的信任。在基础存兑业务的基础上,周苍柏推出仓库、保险、信托、外贸等服务项目,扶持了一批民族工商企业的发展。

        红色商人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期间,共产国际决定给中国共产党组织汇一笔款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当时武汉三镇的银行一部分是痛恨和惧怕反帝斗争的外国洋行,一部分是对革命持观望怀疑态度的华商银行。面对这笔巨款,武汉70余家银行竟无一家愿意接受。在这紧急时刻,中共湖北党组织负责人董必武找到周苍柏,委托其代为设法解决。周苍柏听明事情原委,当即表示同意。为确保巨款稳妥到达,周苍柏精心策划组织实施:让共产国际先将巨款汇至美国纽约,再化整为零,以商业汇款方式,采取多个户头汇入了上海银行汉口分行。随后,周苍柏将整个巨款转交了中共党组织。

        20世纪30年代,鄂豫皖苏区将一麻袋金首饰,拜托周苍柏收藏。周苍柏利用银行关系将首饰折算成货币存款,保值未受损失。全国解放后,周苍柏找到时任中南统战部负责人,将这笔存款交给了党组织。

        抗战初期,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周苍柏积极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慷慨捐款支持全民族抗日运动,并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石瑛配合筹措大量经费,无偿捐献给中共。他与叶挺将军情深谊厚,在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居恩施期间,他承担了救助叶挺的经费开支,并派人照顾叶挺的生活起居。他为董必武、陶铸举办湖北应城汤池农村合作指导训练班筹款三千元。周苍柏慷慨解囊,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被誉为“红色资本家”。解放后李先念曾赞扬周苍柏:“他对新四军做过很大贡献。”

        1943年,周苍柏应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邀请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任湖北省银行总经理,兼任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总经理。当时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省级机关、学校集中于鄂西山区,赋税收入减少、支应困难。针对当时的困难局面,周苍柏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湖北省银行一批硬通货作为杠杆,创办了一系列工商企业增加财政收入。组织可供外销的土特产加工出口,换取外汇。还在湖北省供应处设立平价物资供应机构。在抗战时期,法币恶性通货膨胀,商人囤积居奇,人民困苦不堪。平价物品供应处对粮食、食盐、油料、花纱布等生活必需品分别设立机构直接营运,免除商人的中间环节,以工商业盈余补贴物价;采用“凭证分配”、“差额补助”、“民享服务”、“物物交换”等办法,使湖北省实现对生活必需品的平价凭证供应,成为全国物件最稳定的地区。周苍柏增设省银行分支机构,扩展业务,加速资金周转,分行、支行遍及湖北、四川、湖南、江西诸省,收到相当大的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延揽经济和工业专家,开办机械厂、汽车队、制药厂、制茶厂、油脂厂、陶瓷厂、碾米厂、印刷厂、民享服务社、保险公司、农场等业务。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周苍柏的爱国救国的赤诚之心和投身革命的举动,得到了夫人董燕梁的支持。董燕梁是一个知识妇女,抗日战争爆发后走出家门,是武汉妇女抗敌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她组织妇女缝制棉衣支援前线,热情支持武汉合唱团排练到前线演出,亲自到伤兵医院去救护伤病员,为伤病员敷药、换纱布、包扎伤口;1938年任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投身儿童保育工作,还担负20名在抗战中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难童生活费。

        父母的身体力行让孩子们耳濡目染,周苍柏家中3个不到十岁的女儿渐渐都动员起来,为伤病员卷纱布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抗战爆发后,大女儿周小燕从上海回到武汉,在武汉合唱团担任独唱,她演唱的《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旗正飘飘》等抗战爱国歌曲深得民众喜爱。周小燕在武汉演唱的诸多抗日爱国歌曲中,流传最广的是《长城谣》和《歌八百壮士》。《长城谣》那如诉如泣、慷慨激昂、催人奋起的曲调,经周小燕以其饱满的爱国热情的演唱很快红遍武汉三镇,并迅速在抗战前线和大后方流传开来;其激昂奋进的歌词和催人泪下的曲调给全国抗日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由周小燕独唱的《歌八百壮士》,喊出了“中国不会亡”的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小儿子周德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积劳成疾而倒在了抗日演出的第一线,将生命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出席了周德佑的遗体告别仪式。周德佑这位年仅18岁的爱国青年从此永远留在了东湖之滨。

        “东湖之父”

        周苍柏热爱祖国,关心社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亲自目睹到社会政治腐败、纸醉金迷的现状,尤其是对当时武汉市民沉溺于鸦片和赌博者众多的状况非常焦虑。他决定兴建一处供武汉市民休闲娱乐、强身健体的场所,便选址东湖西岸兴建“海光农圃”。出生在武昌的周苍柏深深热爱着这片浩瀚的故乡水。

        20世纪初期,东湖湖边是蒿草蓬生,一片荒凉的景象。民国初期,随着武汉私家花园的崛起,东湖之滨相继建设了一些别墅山庄,最早多集中建在东湖西北岸和珞珈山一带。其中,有石星川在洪山营造的“官园”,夏斗寅在珞珈山营造的“夏家花园”。1931年,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在蒋介石40寿辰时,在东湖湖心岛上修建了中正亭(今湖光阁)。1932年,民族工商业者曹琴萱在珞珈山南麓兴建的“种因别墅”(今珞珈山宾馆)。沿湖的穷苦人家有的住茅草棚,有的栖身在湖边的破舟中,生活十分贫苦。那时的东湖,没有任何其他的建筑和风景点。

        从1929年起,41岁的周苍柏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先后在东湖边购置了多块小荒地,为了使小荒地渐渐连片,周苍柏托人三番五次登门造访杨显东,表示高价求购杨显东在东湖边磨山的棉花试验总场。杨显东当时并不认识周苍柏,且对剥削阶级看不起,一听说高价收购就来了气,心想你有钱又能怎么样,我就是不卖,便一口回绝。不久,杨显东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提取存款。周苍柏知道后,急忙笑脸相迎请其到办公室一叙。身着西服、戴一副夹鼻眼镜、文雅而显拘谨的周苍柏并没有直切主题,而是对杨显东说:“汉口人没有娱乐,而只有嫖赌。我想建设一个公园吸引他们郊游和娱乐,由我投资,你是学农的,希望你能帮助建造。这份财产你我各一半。”周苍柏推心置腹的一番话,感动了杨显东。看到周苍柏关心的不是个人,而是故乡的芸芸众生,愿意用自己的钱为家乡父老建设武汉人消遣的乐园,杨显东深为周苍柏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当即表示:虽然自己忙于改良棉花的实验,不能参加农圃建设,但是愿将这座小山无偿地送给周苍柏。

        把东湖办成“湖北花园”,让广大民众有一个四季景色优美的旅游休闲胜地。周苍柏的这个宏愿深得不少有识之士的赞赏,以致不少拥有东湖土地的人士纷纷愿意出让给他经营。周苍柏日积月累地购置逐渐形成了三面环水、形同半岛的大片土地。1933年春,周苍柏将其名为“海光农圃”,并请老父亲周韵宣书写了“海光农圃”4个老遒苍劲的大字,悬挂在钢筋水泥做的牌坊上(今东湖听涛景区南端寓言园处)。1937年8月《湖北南湖余家湖公产清理处关于海光农圃重新丈量补价的报告》记载,海光农圃4区占地面积为600亩。

        周苍柏的女儿,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对“海光农圃”有一段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开始在武昌东湖购买一小块一小块荒地,把它逐步联成大块,打算经营一个供老百姓休憩的正当娱乐场所。每逢周末父亲总要带上干粮带全家到东湖那荒地上玩一天,谈他的理想和规划。他在东湖经过开发经营,种下了大片瓜果、花卉,饲养了成群的鸡鸭、蜜蜂,制造蜂蜜、蚊烟,还饲养了一些供观赏的动物。他还用一个特大木箱沉在水底,建造了一个简陋的游泳池。暑假我们一群孩子都住在那里,过有规律的暑期生活,每天游泳、做功课、划船、练琴。”但周苍柏又会常对自己的孩子说:“这块地方将来不是给你们的。”周苍柏其实早有规划,是为武汉市民提供一个休息和娱乐的场所而建造的。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周苍柏携家迁往重庆,将海光农圃委托他人管理。1942年,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海光农圃,毁坏其中一些娱乐设施、果园和房屋建筑。抗日战争结束后,周苍柏回到武汉尽力恢复海光农圃,但其规模总不及当年。

        1949年后,有一次中南局的领导邓子恢、陶铸、谭政、李先念、张执一等到东湖周苍柏家探望,一同在湖滨眺望东湖美景,对东湖的湖光山色赞叹不己。周苍柏便乘机把多年的愿望说了出来:“现在我参加革命了,拿的是‘供给制’,夫人也同样拿‘供给制’,个人和家庭生活稳定,大家都喜欢东湖的风景,城市人民也喜欢东湖,我决定把海光农圃无偿献给国家。”中南局的几位领导同志十分赞许周苍柏的义举,但事关重大,1949年9月24日,他们将此事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将“海光农圃”接收。又经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海光农圃”更名为“东湖公园”。1950年12月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以88号令,将“东湖公园”改称“东湖风景区”,并成立以陶铸为主任委员,张执一、郑绍文、周苍柏为副主任委员的东湖建设委员会,负责东湖风景区的建设。此后,东湖风景区由东湖风景区管理处管理并逐步扩大修建。

        1949年10月1日,刚刚参加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周苍柏和夫人董燕梁,被中央人民政府特地邀请出席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周小燕在她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母亲写信告诉我说,他俩在观礼台上兴奋得一直淌着激动的眼泪,她对着升起的五星红旗说:“德佑,你盼望的日子到来了!”之后,周苍柏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轻工业部副部长、工业部副部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北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夫人董燕梁曾任湖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政务院参事。周苍柏夫妇一直住在武汉,直到1960年周苍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夫人董燕梁担任国务院参事,才举家迁往北京居住。

        1970年周苍柏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墓地。

        (张昀 撰稿)

1920年建成位于江汉路60号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大楼(今为工商银行汉口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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