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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我与中南民族大学
时间:2017-02-10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1997年,章绍嗣教授获聘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2007年,章绍嗣教授受聘为武汉文史馆馆员

        1961年燥热的夏天,我自武汉市27中学考入当时的中南民族学院,从洪山脚下来到南湖之畔,在这片土地上,断断续续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给我了太多的回忆,但囿于精力和时间有限,就随记忆所及掇成若干片断,题曰“流年碎影”。

终圆再回民大之梦

        1997年6月18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天,当我从省长蒋祝平手中接过印着烫金大字的《聘书》,望着“兹聘请章绍嗣教授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省长蒋祝平”那两行端庄的楷书时,我的眼睛模糊了,数十年来的忧喜苦乐一下子涌上心头……

        1967年毕业时,正值是“臭老九”最倒霉的年头。尽管我历史清白,成绩优秀,可是拿着国家发放的通知单,跑到文化馆、广播站、图书馆,个个单位都表示无法安排!最后只有被暂时“寄存”到市郊县城的一所小学里,工作则根据“中心任务”灵活安排。在那以后的几年中,缺人上课,就到学校当教师;排样板戏,就去剧院拉京胡;修建公路,就为测量队扛标杆;铸造厂搞浇注,就拖板车跑运输……有一次,我穿着破旧的工作服,满面油污,拉着板车到各厂矿回收废油,走到路口,碰至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我扔下车迎上去,高兴地伸出手,哪知那位朋友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转过头就匆匆跑开了。后来才听说,那朋友以为我犯了错误,是个什么“分子”,正在劳改哩。多少个夜晚,每当独对孤灯,一腔忧伤,无限懊恼,一齐涌上心头,我后悔不该上大学,后悔不该上文科大学,后悔不该上“文革”时毕业的文科大学。心里幼稚地想:要是学理工科就不会命运多舛了吧。这时我被正式安排到一个街道纸箱厂,工作才有了最后的归宿。我多么渴望能为祖国多尽些力量啊,决心重新“装备”自己。我相信:成吨的汗水将漂起事业之舟。我在墙上写了“卧薪尝胆,自强不息”八个大字,从日历上撕去了所有的星期日和节假日,在作息表中划去了娱乐和午休,开始自修工科大学机械系的课程。白天和工人们滚在一起,晚上到7·21夜大听课,休息日便一头钻进阁楼,看讲义,做练习,直至深夜。两年后,我学完《机械制图》《机械原理》等课程,拿到了7·2l夜大的结业文凭。我高兴地写信告诉一位老师:“如今我放下诗人的竖琴,拿起了技术员的笔杆”。尽管我是全厂唯一的大学本科生,可是命运对我并不青睐,我的努力,遭到了那个畸形时代的嘲弄。我自信“文武双全”,却找不到“用武之地”,仍然只能继续当“外协员",整天踏着三轮车四处奔波,到大厂送取加工的“协作件”。希望再一次破灭了!在痛苦和困惑中,我难以自拔。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一个个下达,我从祖国在艰难中振奋的号角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在企业整顿中工厂发展成“自行车零件厂”,由纸箱转产钢圈,人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我被安排到厂生产部门担任管理员。要在两个月内试制出第一批合格产品,我卷起铺盖,和“试制组”的同志们住到办公室,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生产出了锃光发亮的轻便型车圈,很快投入了批量生产。望着自己设计的钢圈成形流水线,我的心多么激动啊!不久,我被委任为厂技术室负责人,管理全厂的技术工作。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在生产上我已能凑合过去,但总感到费劲,感到力不从心,在心灵深处,我在呼唤着自幼喜爱的专业。1980年5月,上级关于调整学非所用人员的通知下达,我怦然心动,偷偷跑到招聘工作人员的武汉师范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试,出人意料地竟被录取了。著名语言学家朱祖延教授约我谈话,签名赠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鼓励我从事语文工作,学校党委门书记亲自来到厂里主动商谈我的调动。真是凑巧,正在这时,“文革”中被迫撤销的中南民族学院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重建,我的名字列在调回母校的名单之中,我向厂、局组织部门讲述了十多年来工作错位的曲折遭遇,倾诉了自己学非所用的苦恼。我相信党组织会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困顿而渴望的心。

        1980年10月,我调回复办重建中的民院,回到了寻求、等待、期望了十多年的专业之中,我的心像涨满春水的小船,在浩瀚的学海,扬起新的风帆。我深切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民大的命运紧密相连,如鱼于水,须臾难分!

又一个新的起点

        1980年,当我重新回到母校,站到讲台上成为一名现代文学教师时,已经岁逾不惑,人到中年了。站在别人已经跑了一大截后的起点上,自己已是一个落伍者,无论教学和科研,每一步都是艰难而沉重的。

        现代文学研究,被行家称为“拥挤的学科”,所有的领域几乎都被刨得坑坑洼洼,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研究者的密集型劳动。但我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许多过去被“左”倾思潮禁铟的领域冲破了。从1980年起,我一头扎进了当时还鲜有人涉足的抗战文艺作专题的研究。

        在抗日战争中,3500余万伤亡的军民,以骨岳血渊铸就的中华民族之魂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以强烈民族解放意识和炽热爱国主义为思想特质的抗战文艺使我震憾不已,我决心在这个研究领域中耗尽毕生精力。在那段筚路蓝缕的日子里,我奔波于天南海北的数十个单位和图书馆,寻觅那些历经战乱得以幸存下来的图书资料,访问当年抗战文艺运动的许多目击身经者。几年下来,搜集整理了一批被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学资料,受到武汉市文联文艺理论室和学院科研处的重视,并得到他们的帮助。

        抗日战争的历史,蕴藏着极其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内容,在团结御侮的爱国大旗之下,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党派、社团活动中所激发出来的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渴望自由民主独立的强烈愿望,其经验和教训,对现实和未来都有着宝贵的启示。它不单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从事研究的巨大宝库,也是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中国抗日战争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主题极其鲜明的爱国主义教材。

        为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业绩不致湮没,让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彪炳千秋,我决心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研究和写作,按照自己的规划,我打算在退休前完成一套史料集、一本史著、一本论集、一部大型辞书,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本的写作。

        在汗水的挥洒中计划一步步得到实现。1985年,数十万字的资料在文联编辑的《武汉文艺史料》中发表,一些成果被省市地方志所收录采用。在研究中,我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撰写成《武汉抗战文艺史稿》,1987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断代史专著的形式“再现了半个世纪前在临时抗战首都武汉盛极一时的文艺奇观,填补了中国抗战文艺史研究中几乎被淡忘了的一个空白。”1990年起,我又和田子渝、陈金安先生一起,历时5年,精诚合作,主编了270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该书成为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纪念‘二战’50周年的18种重点书之一”向全国推荐;中央电视台和二十多家海内外媒体均予以报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多个奖项。在学校里,我开设了“抗战文艺研究”的选修课,结合研究,写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多次在省市报纸开辟“抗战文坛”“武汉文化”“抗战楚文坛”等专栏,发表有关抗战文艺的札记、随笔近百篇。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我出版了十部著作(可叹影视剧创作未最后完成),从助教逐步晋升为教授,一直愉快地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

        回顾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在别人唱着“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真是又苦又累,寒暑假完全交给了奔波的路途,教课之余的时间几乎都耗费在笔砚之间,如今已头发稀疏,腰弯背驼。但我并不后悔。就是在商海澎湃,周围一片扑通扑通下海之声,教师囊中羞涩,文人自惭形秽时,我也并未动心,自忖未谙其道,只是一个苯拙的教书匠而已,我还要沿着这条路不懈地前行。能不能达到预定的界碑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放弃自己对于理想的追求。在自己退休之后,虽然自叹已经步入老年还很不成熟,离既定的目标还很遥远却已感到体力不支,但我愿意在晚年作继续的努力,争取为自己的一生的理想划一个完满的句号。

首个教师节的四代同堂

        1985年九月的江城,新秋初凉,丹桂飘香。学校中文系邀请著名的苏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大师戈宝权先生来学校讲学,我负责接待工作。一天,我和几个学生到戈老的房间聊天,当他得知著名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现在我校民族研究所工作时,喜出望外,显得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年是我国的第——个教师节,吴老是自己50多年前的老师,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呵,就烦请你们带个路吧。”我和学生们自然也很高兴,便一起来到了“小八栋”,当吴老打开门,望着毕恭毕敬站在面前的陌生来客,十分诧异。戈老连忙说:“吴老师,不认识了吧,我是您五十年前大夏大学的学生戈宝权呀!”吴老仔细端详着,然后似有所忆,一下子就记起了这个在抗战时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人。忙把大家迎进屋内。30年代初期,风华正茂的戈宝权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吴泽霖留美归国不久,正在该校任教,教过他的社会学、民族学等课程。吴老渊博的学识曾使戈宝权惊叹不已,时有过从。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吴老辗转上海、北京等地,支援新校才来到民院;戈老历任驻苏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飞机来去,常在国外,师生一直无缘见面,时光荏苒,这次却能在南湖邂逅相遇,两人都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师生的记忆之火突然爆发,历历往事呈现眼前,各述经历,数说故旧,越说越起劲。一阵欢声笑语后,年逾七十的戈老将椅子拿到房屋正中,又把吴老扶去坐上,然后行三鞠躬,87岁的吴老看到72岁的戈老执弟子之礼甚恭,兴奋异常。连连盛赞学生事业和学术上的成就,笑呵呵地说“真是一代胜过一代呀!”戈老也笑容满面地说:“多么巧呵,简直叫人怀疑是文学中的虚构了。”两人紧握着的双手许久没有松开,我和我的学生也被这场面感动了。两老看着师生四世同堂,鼓励在场的各族青年学子都要超过自己的老师,为国家作出贡献。欢笑声声,掌声阵阵,校园中洋溢着师生同乐和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

对英模校友的追慕与寻觅

        崇尚英雄,敬慕英雄,是60年代大学生曾经流行的时尚。由于对海南一位“全国战斗英雄”的景仰,我断断续续地做过近半个世纪的寻觅与追慕。

        事情需要回溯到40多年以前:60年代初期我考入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同班有一位来自海南陵水叫邝仕全(原陵水县司法局局长)的同学在闲聊中告诉我,他们家乡出过一名威镇全国的特级战斗英雄,曾应中央领导之邀到北京观礼。这位特级战斗英雄还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哩。他陆陆续续给我讲了一些所听到的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和传闻,出于对英雄的崇敬,从此,我记住了一个难忘的名字:陈理文。

        自那以后,在阅读有关史料以及多次到海南时,我都留意搜集有关陈理文的资料,从而得知陈理文,又名礼文,黎族,1928年出生于海南保亭县什小村,1941年年仅13岁的他即参加琼崖抗日独立总队。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陈理文为了民族的自由和人民的翻身,浴血奋战,英勇战斗,有过许多传奇般的战斗经历。他历任战士、机枪手、班长、排长等职,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功勋卓著。在战斗中,他每次都要求参加“突击队”,手端冲锋枪、背插大砍刀、腰间扎满手榴弹冲锋在前便是烽火中陈理文的形象。在解放海南的斗争中,陈理文8次完成艰巨的突击任务,在酷烈的南辰战斗中,他带领一支突击队孤军深入,力挫顽敌,连续突破五道封锁线,三炸碉堡群,为主力进剿扫清了道路,赢得重大胜利。战后被琼崖纵队授予“突击英雄”光荣称号。自参军后,陈理文经历了大小100多场战斗,曾多次负伤,4次荣立大功。在1950年5月召开的海南岛全面解放庆功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领导机关授予他“特等功臣”称号。同年9月,他又应邀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接见,在为主席团成员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毛主席亲切地和他碰杯,并将一架崭新的军用望远镜赠送给他,嘱咐年仅22岁的英雄今后在祖国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为人民再立新功。解放后,陈理文先后担任保亭县县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州党委常委兼政法委主任、州政协主席等职。兢兢业业工作在各种岗位上,直至1986年4月15日因病逝世。在搜集学习陈理文的事迹时,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与鼓舞,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但在阅读的许多通讯、专稿、报告文学和回忆录中,竟没有一份他曾在中南民族学院学习过的记载,但我走访的几个同一年代校友却又异口同声地肯定确有这位同学。虽然我在档案室、图书馆和资料室四处寻觅,穷搜苦找,由于学校在“文革”中被迫撤销,很多资料散失,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证明陈理文是校友的直接证据。

        2000年,中南民族学院筹备50周年校庆时,我担任校庆办公室主任,到海南筹组地方校友会时,希望能确认陈理文的校友身份,以便在校史中予以展示。但虽经努力,最后却一无所获,空手而返。

        真是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春,我到海口出差时,正好遇到庆祝海南解放60周年琼崖革命艺术展开幕,一尊硕大的手持冲锋枪的陈理文铜色雕像屹立在展室当中,我专访了作品的雕塑者李刚和艺术总监马必前;后来,又到保亭见到陈理文的侄儿,了解到陈理文的更多资料,视野更开阔了。回到武汉,根据线索,我四处奔走,多方打听,到省、市等有关资料档案机构咨询、查证。苍天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在分散多地、尘封已久的原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原始残卷中,找到了一份当年中南民族学院学生登记表的原件,泛黄的纸页上清楚地滕写着来自各地各民族学生的名单,踏破铁鞋要找的人赫然在列,我高兴地无以言表。

        陈理文的光辉事迹作为海南黎族人民优秀的儿子和中南民族大学校友,在甲子校庆的记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进入校史展,写入优秀校友录,他的照片由我复制后得以出现在各种宣传中,这正是对一个民族、一所学校历史的厚重,是前辈给后代留下的可贵的精神珍藏。

在数届校庆办繁忙的日子

        作为一个民大学子和教师,我有幸参加并参与了学校的所有校庆工作。在我退休数年之后,没有想到2011年学校一纸行文又将我安排到校庆办工作。虽出乎意料,却使我又一次感到领导和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与期望,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和责任,让退休多年的我又开始了坐班族的生活。

        在校庆办这个和睦协调的小集体中,我和同志们一起参与策划校庆活动方案、编写简报与通讯、征集文物编修校史等再一次感受到工作的充实与愉快。短短的几个月中,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我与同事先后到广东、浙江、湖南、广西、河南等省校友密集的县市走访同学,宣传校庆。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此期间,一些搁置了数十年之久悬而未断的校史上的疑云,在走访中被逐个揭开。由于目的明确,穷根究底,深入彻查,我们找到了一些尘封既久的原始档案,面见了部分年纪高迈的当事人,历经曲折解决了几个难题。

        1952年5月1日,“据说”毛主席曾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我校52级苗族学员杨瑞清,但无任何相关资料。循着蛛丝马迹,我们远赴深山大峒的龙胜,找到了杨的儿子和当年与他一起赴京观礼的杨平同学,查实了杨瑞清曾代表我校向主席赠旗的史实并获取了一批珍贵史料;40多年前,我校数学系青年教师罗秀麟在湘西抗洪中英勇牺牲,被湖南省政府追赠为“革命烈士”,建墓立碑,“把生命献给了美丽的苗乡”,中央民委曾发文号召学习,我们见到了当年与罗老师并肩战斗的同志,搜集到《团结报》的整版通讯等资料;十余年来与瑶王盘才万同学的往来联络,他终于寄来了自己与司马义、费孝通的照片与题词资料。这些“据说”之类的事情,既不被许多人所知也常易为少数知者所淡忘,如果60年了还弄不清楚,这类校史或许就永远在时间的风尘中被湮没了。但我想这些正是一所学校历史的厚重,它是民大前辈留给后代可贵珍藏。今天我能为之提供一些线索或理清一点脉络,也感到欣慰。2010年我给多年来有联系的各地校友写寄了200余封信件和材料,更在网上群发了大量信息,请他们为60周年大庆再次添劲给力,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让我高兴的是:经多方寻觅,我最终找到了学校第三任院长李守宪的妹妹和女儿,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冀可补齐早期校领导中资料和图片的残缺。

        从洪山脚下到南湖之滨,从一个学生到一名教师,我有幸经历和见证了母校从初建、复办到现今的历史,深为学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异乎寻常的繁荣而高兴。因此,我在受命草拟《校庆公告》时,情不自禁地写道:“学校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完备学科体系,成为培养我国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地区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之一。我校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创业史,艰苦的奋斗史,民族的发展史。它一个甲子的经历,是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中南民族大学的实践和成功是我国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在执笔书写《致校友函》时,我再次写道:“在改革开放后,特别近几年来,更是学校创建以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学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充满生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声名远播、饮誉四方。”这是我发自内心对学校繁荣昌盛的歌唱。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章绍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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