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方志首页 >>

您的当前位置:主页 > 武汉地方志 > 人物春秋 > 本籍名人 >

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的革命生涯(续)
时间:2017-04-28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郑凯卿(前排左四)、李雅卿(前排左六)和家人在一起

密送董必武安全离汉

        1927年大革命失败,无数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倒在蒋介石、汪精卫及其反动派的屠刀下。在这年冬天,敌人杀害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后,又悬赏一万五千元现洋通缉董必武,形势十分危急。怎样才能使董必武脱离险境呢?武汉地下党组织非常焦急,正在这时,得知停在武汉的英国轮船“安庆号”即将开往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安庆”轮船长是个英国人,认为让董必武随船离汉可以避开搜查,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于是,通过关系找到在轮船上当水手长的袁祥福,请他帮忙带董必武上船离开武汉。袁祥福是中共地下党员潘怡如好友袁方宇的堂弟,此次就是在潘怡如的精心组织下由袁方宇、袁祥福安全护送董必武从汉口去上海转道日本的。然而,武汉大小码头、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军警特务设卡巡逻,搜查严密,怎么才能让董必武从住处安全去码头上船呢?党组织把这秘密护送董必武安全离汉的事交给了郑凯卿想办法完成。

        12月22日,北风呼啸,气温骤然下降,黄昏时候突然下起一阵大雨, 郑凯卿认为这是秘密护送董必武上“安庆”轮的一个好机会,便密约陈万年做帮手。护送董必武的事极为秘密,只能找最信赖的人帮助,陈万年是个穷苦的人力车工人,少年孤苦的郑凯卿曾得到陈万年收留,两人情同父子。陈万年也非常敬佩郑凯卿这位有着坚定革命信仰、为救战友置自己生死而不顾的人。

        郑凯卿身披着蓑衣,头戴着斗笠,化装成人力车夫,和陈万年在约定的地方等侯。午夜,汉口江汉关的大钟重重地敲了十一响,董必武出现在约定地点,他一身海员服,俨然如一位高级船员去上班,钟声未落,郑凯卿拉着车一个箭步停在董必武面前,董必武、袁祥福分别跨上郑凯卿和陈万年的人力车,郑凯卿和陈万年迅速放下车顶雨布掩挡,此时雨大天冷,军警特务都躲在室内,两辆人力车前后紧紧相随,呼应相护,避开敌人岗哨,从容不迫地从汉口中山大道通过,转进江汉路,快速到达海关钟楼下的太古码头停下。郑凯卿扶董必武下车,两位老战友紧紧握手告别。董必武轻声叮嘱郑凯卿:“暂时停止一切公开活动,同志们都要尽快转移,你离开武汉,去江西找陈潭秋,再作长远计议。凯卿,要记住革命是一定能成功的!”

        挂有英国国旗的“安庆”轮就停靠在太古码头边,董必武转身大步流星地跟着袁祥福向“安庆”轮走去。郑凯卿目送董必武通过趸船栈桥,安全进到轮船大舱才离开。董必武经上海去日本东京住了半年,后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此后曾多次化名陈重毕,给在汉口工作的袁方宇写信,感谢袁方宇、袁祥福等人对他的救命之恩。

        郑凯卿和董必武有着很深的革命感情,在两人相处七、八年的日子里,董必武虽然工作很忙,但对郑凯卿的帮助总是非常耐心和热忱。郑凯卿在送走董必武后想到自己写《武昌五局工人状况》调查报告时,董必武中肯地为他提出修改意见;想到董必武给他送进步书报,向他推荐宣传革命主张的好文章等等往事,历历在目,他不知此次与董必武离别后何时才能再重逢!

与陈潭秋在江西、江苏的日子

        在那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郑凯卿一直坚强地战斗着。由于他多次领导工人运动,参加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当局很早就盯上了他,几次在搜捕中要抓他,因有文华教会学校“劳作教师”的身份作为掩护而机智脱险。一天,几个军警持枪闯进文华校园来抓郑凯卿,校长康明德挡住军警严厉制止,进步学生闻讯迅速掩护郑凯卿从学校撤离。

        康明德,美籍加拿大人,和郑凯卿同年进入文华大学,年龄相近,两人曾一起参加武昌首义。面对军警的搜捕,康明德态度非常强硬的斥责道:“我们文华大学是美国教会学校,不允许任何党派组织活动,绝不可能有无神论者共产党!学校有权保护每个师生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你们军警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抓人,是违反法律的,是对本校的严重侵犯,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请你们立即出去!”军警见是个洋校长,不敢招惹他,又没有抓到人,只好悻悻离去。

        由于革命形势需要,党组织指示郑凯卿协助掩护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工人运动骨干转入地下,并对革命同志的家属进行妥当安排。随后要求他避开敌人搜捕,隐蔽转移到外地接受新的任务。郑凯卿随即将妻子和几个孩子秘密转移到新的住所,没有告诉妻子要去的地方便匆匆离开武汉。

        在郑凯卿秘密离开武汉时他的妻子李雅卿正怀有身孕,后短短的几个月李雅卿失去了她和郑凯卿的4个孩子,经历了人生最艰难最悲痛的时期。郑凯卿走后,由于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几个孩子都染上疾病,高烧抽搐,因无钱医治,有3个孩子相继离开人世,此时的李雅卿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她心力交瘁、无力支撑病倒了,其腹中的胎儿也因此早产未满月而夭折。即便在李雅卿陷入孤立无援、走投无路境地的时候,她仍然坚信丈夫郑凯卿走的路是对的。她想起丈夫临别时的嘱咐:“现在形势对革命不利,但这只是暂时的,革命一定会成功。我走后,你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一定要坚强些。”李雅卿告诉自己:“我要活下去,为了丈夫和孩子,为了看到革命胜利。”

        一天黄昏,有位陌生人找到李雅卿的家,对上暗号,李雅卿得知来人姓陈,是和郑凯卿一起干革命的同志,不禁喜出望外。陈同志说:“组织上派郑凯卿到外地工作了,我代表组织来探望你,因为你搬了几次家,经多方打听才找到。”李雅卿得知丈夫安然无恙后,如释重负。陈同志将组织上给的钱交给李雅卿,鼓励她要坚强生活,说完便迅速离去。李雅卿用党组织给的钱,及时医治另外两个孩子的病,挽救了孩子垂危的生命。

        郑凯卿是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去江西协助陈潭秋工作的。1927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陈潭秋被推选担任省委书记。宛希俨从武汉到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党中央确定江西省党组织转入地下,不公开活动,秘密配合南昌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5日,起义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陈潭秋、宛希俨等省委领导继续留在南昌坚持地下斗争。国民党军队再次占领了南昌后,反动派疯狂反扑大肆搜捕屠杀革命者,南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机关设在一个小酱园业主徐老先生店中,陈潭秋化名徐国栋,以酱园铺二老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其工作繁杂细微,非常危险急需人手帮忙。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郑凯卿奉董必武之命赴江西协助陈潭秋工作。郑凯卿乘小船顺江东下历经半月,经九江到达南昌。当时南昌气氛紧张,大街小巷布满军警,逢人必查。郑凯卿担心暴露身份,昼夜慎行,后潜入到城外的一个小湾村,以乞讨的方式作掩护接触群众,经过打探,得知陈潭秋的居住的大致范围,在一天凌晨,郑凯卿终于与陈潭秋委派来的地下党同志按预定的联络信号接上了关系。

        郑凯卿的到来,让陈潭秋感到特别高兴。在那险恶的环境中,郑凯卿和陈潭秋、宛希俨等从未停止工作。郑凯卿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积极协助陈潭秋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们在江西城市恢复了秘密的工会组织,还在九江、南昌、吉安等工人较多的城市开展经济斗争。在江西农村组织了秘密农协,进行土地革命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抗租、抗捐、抗粮、抗债的“四抗”运动,准备在条件具备时举行农民武装暴动。经过艰苦努力,江西省党组织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后来当郑凯卿得知他离开武汉后妻子李雅卿的艰难处境和失去4个孩子的经过后,一时无法承受失去骨肉的巨大苦难和悲痛,昏厥过去。但是在革命工作和家庭两者之间,郑凯卿选择了前者,他告诫自己:共产党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必须坚守岗位。他希望妻子能够原谅自己在她和孩子们最需要关爱的时候,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希望妻子能够理解,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为革命作出牺牲。他只能在遥远的地方,祝愿妻儿平安地度过难关。

        1928年,陈潭秋奉命从江西省委调到江苏省任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奉调中共中央组织部、东北顺直省委(北方局)、满州省委工作,1932年陈潭秋回到江苏省委工作。其间,郑凯卿曾多次往返于武汉与江苏之间,协助陈潭秋在江苏开展工人、干部培训班,课程有政治形势报告、中国革命问题、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等。面对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1933年陈潭秋夫妇为了不拖累工作,决定将小孩寄养到黄冈哥哥家,并委托郑凯卿护送。郑凯卿经过几个月的跋山涉水,安全将陈潭秋夫妇孩子送到黄冈。

点亮“工人烤火处”的温暖

        1929年郑凯卿曾回武汉,临行前陈潭秋特意叮嘱郑凯卿回武汉还是回到文华大学。陈潭秋说,现在武汉党组织己经遭到严重破坏,以后需要恢复、重建党组织,你的任务很重,要利用文华大学这个教会学校作为掩护,长期隐蔽,继续为党工作,有什么事情组织上会派人与你联系。

        郑凯卿回到他熟悉的文华大学后,担任文华大学附中工艺教员,继续秘密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壮大革命力量,郑凯卿始终不忘关心工人兄弟的冷暖。为了壮大革命力量,郑凯卿始终不忘关心工人兄弟的冷暖。为了不使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没有水喝而中暑,在寒风凛例的冬天无处安身而冻伤。他带领文华大学的学生在武昌汉阳门轮渡码头旁搭起一间4米见方的活动木板房。这间活动木板房是郑凯卿亲自设计加工制成,可以拆卸组装。每年初冬时节,郑凯卿和文华大学的学生用板车将木柱和木板散件拖到码头,组装搭盖成木板房,挂上“工人烤火处”的牌子。小木房安放有铁炉,每天清早生火,晚间熄火锁门,由他亲自照料,有时也安排学生协助看管。许多无处安身饥寒交迫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工人,都来“工人烤火处”烤火取暖。郑凯卿有时在火炉下烤些红薯、芋头和烧饼给穷苦工友充饥。夏天,他把木房四周的木板拆下运回学校,涂上桐油晾干备来年再用。木房只留屋顶遮挡阳光,郑凯卿安排专人送来茶水,这所小木房又成了工人们的饮茶处。

        工人们都喜欢来小木房找郑凯卿谈心,家中的一些重大事情也来找他商量。在这里,谁有困难,大家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在这里,郑凯卿还常给工人们讲“十月革命”的故事,讲工人罢工的故事,小木房也成为郑凯卿团结工人,宣传共产主义的课堂。郑凯卿的言行受到穷苦工人们的欢迎,很多文华大学学生也深受鼓舞,可谁都不知他是共产党员。文华大学学生孟寿彭、宋百廉等许多同学曾和郑凯卿一起去过汉阳门“工人烤火处”,为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工人做事,直到解放后他们才知道郑凯卿的党员身份。不少“老文华”的人回忆:“郑凯卿的‘烤火处’不仅使工人身体得到温暖,同时心也感到温暖,大家从他的言行中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咱们劳苦大众服务的。”很多人在烤火处接受了革命思想,提高了革命的觉悟,为对敌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投身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大批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纷纷云集武汉,武汉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窒息的江城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1937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武汉,筹办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着力恢复、整顿、重建湖北省党组织,召唤长期隐蔽坚守的忠诚党员。郑凯卿与董必武在离别10年后高兴地重逢了,还有武汉学生运动领袖何伟,不久由周恩来和宋庆龄从监狱营救出来,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何伟在文华读书时,郑凯卿就与其很熟,只是没有组织联系,但彼此心照不宣,相互帮助,此次两人久别重逢了。按照董必武的指示,郑凯卿仍然坚守文华大学这个特殊而重要的阵地。

        “文华”宽大的校园和良好的设施是当时抗战文艺工作者活动的重要场所,郑凯卿为文艺界在文华大学开展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处处都有他忙碌的身影。在昙华林文华大学对面,是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抗战演剧队在昙华林集训时,周恩来多次到文华大学演讲作报告,郑凯卿为此亲自组织安排。冼星海、贺绿汀、张光年和文华校友夏之秋等,经常来指导“拓荒剧团”“浪涛”剧社、“怒吼”合唱团和“武汉合唱团”排演;郑凯卿都会安排妥当。艺术家们参加全市募捐大义演,参加“三厅”主办的四月“扩大宣传周”“七七”纪念活动、“保卫大武汉”的大规模宣传演出,以及到工厂农村演出和到医院慰问伤员等,郑凯卿都会忙前忙后,为演出做布景道具、搭台布景,还组织难童参加抗日宣传演出。

        台儿庄大捷传来,鼓舞着武汉人民的抗日热情,人们欢呼雀跃地涌向中山大道参加庆祝游行。晚上“火炬提灯”游行,人们把火炬、油灯一齐点燃,夜色中浩荡的队伍蜿蜒像一条火龙,十分壮观。郑凯卿带着保育院孩子们随着游行队伍一边唱抗日歌曲,一边高喊革命口号:庆祝台儿庄大捷!打倒日本狗强盗!胜利属于中国人民!

        武汉沦陷前夕,文华大学组建“教区联中”准备南下湘桂流亡办学,学校邀请郑凯卿随学校一同迁移。此时,党组织决定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从武汉撒离,转移到湖北宜昌和四川云阳、重庆等地。“战时儿童保育会”是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于1938年3月在汉口成立的,收留从全国各地艰难跋涉来到武汉的难童。为避免难童再遭战争的伤害,董必武亲自向郑凯卿交待任务,让他组织保育院救援人员,负责分批护送难童到宜昌,再换小船经三峡入川,分别安置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已是年过半百的郑凯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重任。他向文华大学提出辞呈后,带着家人和保育院救援人员一起照护难童踏上迁往后方的征程。

        这项工作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的高度重视和关心。4月中旬,转运难童开始。第一天,郑凯卿和保育人员一起带领难童,从汉口一元路保育院出发,来到江边码头。离开武汉时,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德全等人来码头送行,他们鼓励孩子们到了后方要努力学习,搞好救亡宣传工作。

        码头上逃难的人群拥挤不堪,呼唤声、哭喊声混成一片。在每次运转难童的过程中,为防止孩子丢失,郑凯卿让保育人员组织大孩子牵小孩子,一个个手拉手,领着难童们登上“江新号”轮船。在客轮的两边夹着大铁驳船,后面还拖着四条小驳船,驳船上到处也是挤得满满的人。江上风高浪急,轮船搖晃颠簸得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江中被浪卷走。一路上,郑凯卿站在甲板上,时刻关注着难童们的情况,他要求孩子们遵守纪律,注意安全。10月中旬,船行驶到城陵矶因故障抛锚检修时,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形势显得分外紧张。船到了沙市后才知道,与“江新号”轮船同一天起航的“新昇隆”货轮在湖北嘉鱼被敌机炸沉,死亡300多人,船上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及护运人员遇难。

        转运难童工作繁杂且艰难。郑凯卿组织救援人员首先要把难童们一批批转到宜昌,然后再中转沿长江向西经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到重庆。中途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和当地救济机关或慈善团体接洽,要求他们安排接纳一部分难童。

        武汉沦陷前,日机不断轰炸宜昌。在宜昌转运疏散难童工作十分紧张和更加艰难。这时各机关各行业等各方人员内迁后都在宜昌聚集中转,宜昌人口突增了四、五倍。为避免敌机轰炸造成伤亡,必须尽量缩短难童在宜昌滞留的时间,郑凯卿多次找总揽宜昌的难民收容救济与疏散安置的湖北省赈济委员会专员兼任宜昌运送配置难民总站主任姚光鼐,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宜昌分会常务理事会主席何香凝,争取他们支持和帮助,让赈济站尽早分给救援船只。在等待救援船只的时间里,李雅卿和保育人员为了安定孩子们的情绪,跟孩子们讲故事,做游戏。由于长途艰辛,营养不良,一些难童患病,感冒发烧,肠炎拉肚子的情况多有发生,李雅卿和保育人员都尽心尽力安抚照顾。救援船只到后,不管是大轮船还是小木船,郑凯卿和保育人员抓紧时机带着孩子们上船,尽快将其送到大后方。在各方面努力下,郑凯卿带领保育人员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在武汉濒临失守前将9000余名汉口临时保育院儿童,分批安全送达云阳、重庆等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救援难童的艰巨任务。

建立川东秘密联络站

        郑凯卿安置好难童后,匆匆赶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董必武指示他到川东建立秘密联络站。秘密联络站担任与大西南、大西北以及鄂豫皖、湘鄂赣、陕甘宁等地区联系。这条秘密交通运输线从重庆顺江而下,经万县、云阳、奉节到宜昌,再由宜昌往北走旱路,经鄂西北到鄂豫根据地,然后过黄河到达山西八路军总部,最后到达延安,它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领导下开辟。董必武指出,从事地下党工作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凯卿对党忠诚,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做事认真踏实,机智灵活,一定能把联络站工作做好。联络站很重要,工作要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半点差错。郑凯卿郑重承诺,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一定挑起这副重担。

        1939年,中共中央对国统区的党组织提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十六字工作方针。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颁发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国统区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秘密的形式,撤退已暴露政治身份的党员干部,没有暴露政治身份的党员干部要以社会职业作掩护开展工作。安全可靠、秘密隐蔽是建立联络站必须具备的条件,郑凯卿需要一个适当的职业身份作为掩护。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郑凯卿以云阳县大华炼油厂事务室事务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郑凯卿的小儿子郑邦才在厂里当工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汽油极度匮乏。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批示南方局在北碚办起大华炼油厂。此后沿长江、嘉陵江两岸的涪陵、云阳、石柱、彭水、纳溪等地先后办起12个分厂。云阳大华炼油厂坐落在县郊区的三坝溪,为地下党员提供合法的社会职业,生产抗日前线亟需的油料,为党筹集经费,是中共南方局经济据点。郑凯卿和工厂管理员廖志立(地下党员)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民族危亡时候,他们办工人识字班,教工人读书识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敌特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扩大和巩固党的活动阵地。

        炼油厂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安全设施差,使用的工具笨拙落后。工人们生活条件很糟糕,工棚里一间房子居住几十人。夏天常发生工人中暑和烫伤的情况,郑凯卿都要及时组织抢救,给中暑工人按摩穴位,喂仁丹、救济水等药,使昏迷的工人脱离危险。他还根据王秀才传授的祖传秘方,自制桐花油烫伤药,给烫伤的工人治疗。他说服工厂厂长,增添安全生产设施,加强劳动安全保障,增加工人伙食费,请厨工种菜、喂猪,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工人们都很感动。

        由于国民党重重封锁交通运输线,使前方游击队员缺衣少食、连盐都吃不上,使用枪炮弹药所需的钢铁、煤炭等物资非常匮乏。郑凯卿按照党组织要求,完善川东到鄂豫、陕甘宁地区秘密地下通道。在做好接待来往地下党人、护送党的重要人物去延安的同时,寻找采购游击队急需的粮食、药物,秘密运送到游击队驻地。

        国难当头,一些贪官污吏勾结奸商囤积居奇,米店有米不卖,哄抬物价发国难财。郑凯卿与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惩治不法米商。他们组织发动群众将警察局团团包围,大家高喊“打倒政府中的败类!”、“严惩不法米商!”的口号声此起彼落,群众越聚越多,警察局局长迫于群众团结的压力,只好同意让不法米商开仓卖粮,郑凯卿与廖志立便安排人将粮食运到游击区。

        郑凯卿和廖志立得知离云阳县城40公里外的云安镇深山老林有铁矿、煤矿和井盐矿后,便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组织人力把这些物资运输到游击区。为了盐巴、药物的安全运送,郑凯卿组织人员或扮成当地山民或是猎人,走山路羊肠小道,避开日本鬼子、国民党的搜查,把物质运往前线。一次,郑凯卿和郑邦才化装成贩卖香烟的小贩,廖志立以及炼油厂工人化装成猎人,把药品、食品、盐巴藏匿在笆篓里,一行人拉开距离,前后相互照应,冒着生命危险在崇山峻岭里艰难行走几天,将物质运到游击队。游击队的同志们见到郑凯卿一行人后就象亲人一样,工人们看见游击队生存在十分艰难的环境里都很难过,为游击队员们克服困难、不屈不挠、英勇善战的精神所打动,决心投奔游击队,郑邦才几个青年当即表示要留下来参加游击队。郑凯卿考虑秘密联络站需要郑邦才协助工作,便讲为游击队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这项工作十分重要的道理,郑邦才听了才回到原来战斗的地方。

        在游击区,郑凯卿了解到游击队铸造技术经常出问题,需要尽快培育一批懂得铸造技术的工人到游击区去。回到大华炼油厂后和廖志立在距离工厂后院不远的一个地方,秘密建起了炼铁炉。这里有一棵硕大的梧桐树,树上有很多鸟,一有异常情况,鸟会惊飞起来,是很好的哨兵。郑凯卿又挑了几位有工作经验愿意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工人,不辞辛劳地将自己在文华大学掌握的技能传授给他们。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工人们很快掌握了炼铜、铸铁、倒模等技能。然后在当地党组织协助下将这批工人转移到了游击区。

        国民党反动派对云阳大华炼油厂的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进行着严密监视,时任《梁山复兴时报》编辑谭其昌曾在日记中写到,“在特务紧盯、白色恐怖加剧、遍地狼犬的情况下,不要说没有事先约定的任何人我们不能发生组织关系,就是明知他是共产党员,党没有同意同他联系时,我们就不能发生组织联系”。由于敌特分子偷窃技术,卡原料,扣押骨干人员等破坏,1943年炼油厂被迫停办。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郑凯卿转移到云阳县慈善堂孤儿院、县中心小学以做教员作掩护,继续秘密联络站的工作,由儿子郑邦才协助。廖志立和几个年轻人去了延安,一些工人陆续离开大华炼油厂去了游击区抗日前线。1939年至1943年,国民党严密封锁从重庆往北经陕西进入延安的交通运输线、封锁陕甘宁边区。这期间,秘密联络站安全畅通的秘密交通运输线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郑凯卿为此功不可没。

        云阳县慈善堂孤儿院收容15岁以下的孤儿有六、七十人,他们大多是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一部分是郑凯卿从武汉救援转运到此的难童。这里是在当时国统区为数不多可以公开活动的中共地下党交通站。

        郑凯卿夫妇刚来孤儿院时,孩子们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很差,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组织孩子在孤儿院后面的荒地上挖地、整垄、开菜园,按季节种上不同瓜果蔬菜,还喂了十几只鸡。几个月后,菜成熟了,鸡下蛋了,孩子们吃到新鲜菜和鸡蛋,也让孩子们享受到自己劳动创造成果的快乐。劳动之余,郑凯卿教男孩子编织竹器和泥塑,李雅卿教女孩子刺绣,再将这些作品送到市场上、茶馆里去卖,用卖得的钱给孩子们买书藉和文具。

        云阳县中心小学张校长很赏识郑凯卿的泥塑工艺品,便聘请郑凯卿到县中心小学任教务主任兼工艺老师,郑凯卿要求张校长接纳适龄的孤儿到中心小学读书,减免部分学杂费,为孤儿院的孩子们找到了继续学习的机会。郑凯卿的工艺课也给孩子们讲一些革命道理,让孩子们知道共产党、游击队是打日本鬼子,为穷人办事的,培养他们的国家精神、民族意识、劳动观念。孩子们长大后,郑凯卿就联系地下党送他们到游击区,为抗战做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消息传来云阳县全城轰动,万众欢腾,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郑凯卿一家欣喜若狂。

在迎接解放武汉的斗争中

        1946年秋,郑凯卿离开战斗生活近八年的云阳,携妻儿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武汉,几个背井离乡多年、杳无音信的孩子也陆续回到武汉,一家人终于团聚。组织上安排他在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与湖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合并为湖北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 总务处工作。

        “童师”校长严家麟、副校长孟寿彭等几位教授是原文华大学学生,在校时,他们跟郑凯卿一起去汉阳门“工人烤火处”为码头工人做事。离别数载再次重逢,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童子军师范学校环境很复杂,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安插了以学生面貌出现的密探,这些人与国民党军警宪特勾结往来。面对恶劣的环境,郑凯卿在师生中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新教协”“新青社”“青年读书会”“九头鸟学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学生读进步书籍,交流读书心得,讨论当时形势,举办歌咏会、萤火晚会等,红色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还有一些小册子、油印传单、革命歌单等在学生中秘密传阅,把师生团结在地下党组织周围。

        1947年5月下旬,“童师”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学联“全国学生6月2日举行反内战总罢课大游行”的号召。正在大家秘密准备时,郑凯卿发现校园周围有许多陌生人鬼头鬼脑窜来窜去,行动十分诡秘,有几个进步学生对他说:“郑老师,我们可能受到监视。”郑凯卿镇定告诉同学们提高警惕,不要随便行动。他预感到不祥之兆,冒着生命危险去武大向党组织汇报“童师”的情况,并请示罢课斗争如何进行。可是敌人封锁了道路,郑凯卿只得和几个人力车工人从珞珈山的另一条小路赶去武大。

        6月1日凌晨,天还没有亮,敌人包围了武大学生宿舍,架起机枪。搜捕绑走教授、校工和学生。徒手的学生英勇反抗,想夺回自己的师长和同学。然而疯狂的敌人将枪托、刺刀、子弹一齐向学生袭来。一时间造成重伤2人,轻伤不计其数。有3名学生被敌人使用国际上禁用的达姆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郑凯卿带着无比愤怒的心情,从珞珈山快速赶回学校,及时油印武大快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武大学生的暴行。要求撤办程潜,枪毙彭善,以及释放被捕的师生。当快讯传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童师”以及大、中专院校时,广大师生感到无比悲愤。“六一”惨案很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华北学联发出罢课的号召,追悼遇难烈士,童师积极响应。

        随着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郑凯卿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景良才等许多同学要求到解放区去,到大别山投奔刘、邓大军去。郑凯卿热情鼓励他们,为他们周密安排路线及夜行昼伏的行动计划,将景良才等同学送上革命道路。郑凯卿把解放区传来的《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哟好地方》《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油印传出来,用歌声把同学们团结在一起,唤起同学们进一步觉醒,鼓舞同学们的斗志。

        1948年秋到1949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垂死挣扎的敌人阴谋策划迁走军事设施,大中型工厂企业和学校,炸毁水、电、交通、电信等重要设施,使武汉整个城市变成一片废墟。郑凯卿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学生们积极投入“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的战斗。他说现在是胜利的关键时刻,大家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决不能搬迁学校。他提出储备粮食,把粮食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并把邓瑞龙、沈既馨等进步学生直接安排在伙食委员会里管理学生的伙食,日夜守在保管室里。一天,国民党特务窜进“童师”进行骚扰。当晚,郑凯卿叫邓瑞龙、沈既馨、郑季云等同学将粮食转移到东楼女生宿舍的地下室里间藏起来。这些粮食在敌人逃跑后,解放军还未进城的青黄不接时,解决了全校师生的吃饭问题。郑凯卿组织进步师生开展护校活动,将学生分成几个小分队,约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联络信号,加强对校内以及校园周边的巡逻,严把进出校园的关口,终于使得学校完整无损的保护下来。郑凯卿还劝说孟寿彭及其岳母不要听信国民党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不用害怕,不必到乡下去躲避。打消了孟寿彭的思想顾虑,孟寿彭不但没有离开学校,还积极支持护校活动。

婉谢董必武北邀进京工作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童子军师范学校师生的秧歌队、腰鼓队上街迎接解放军。同学们高喊:“郑老师,你也去吗?”“去,大家都去。”郑凯卿高声回答。解放军战士们整齐雄壮的走在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高举着一面面彩旗夹道欢迎。有的旗上写着“五月十六日是武汉复活的日子”。童师师生扭起秧歌、打着腰鼓,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和全市人民一起欢庆武汉解放。

        武汉解放后,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了“童师”,低班同学和湖北第一女子师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合并为湖北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高班同学保送到革命大学、中原大学学习。年过花甲的郑凯卿亲眼看见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了,感到无比欣慰。

        一天,一个工人打扮的人,拎着三斤五花肉,两瓶老白干。进屋就说:“郑老,该是团圆的日子了!”来人说是董必武委托他来武汉请郑凯卿北上京城工作,并告知了与董必武联系的方法。郑凯卿经过认真的思索,婉谢了董必武北邀进京工作。革命成功是他最大的心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艰难困苦的生活,摧残了郑凯卿的健康,他想在国家建设和管理中,让比自己更年轻更能干的人去做会更好。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郑凯卿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靠各族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医治战争创伤,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看到祖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郑凯卿心里非常高兴,他常常怀念战友,空闲时就找出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当年赠送给他的书籍、书信阅读,回忆当时一起并肩战斗的情景。他在女儿的搀扶下登上蛇山,观看武汉三镇飘扬的五星红旗,驻足山顶,喃喃自语地告慰战友们革命已经成功。每逢清明节,他都要持着拐杖,让子女陪伴到洪山脚下施洋烈士墓地扫墓,以寄托他的哀思和怀念。

        大东门小学是他女儿郑季霞工作的地方,学校邀请郑凯卿当校外辅导员,他给学校师生讲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配合学校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思想道德。还带学生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教孩子们制作粉笔和红蓝墨水。“六一”儿童节,郑凯卿戴上少先队员为他系着的红领巾,和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郑凯卿难忘“文华”,还在昙华林老校园门口和武昌大东门合作摊亭,摆起特色小食摊,做香甜可口的“文华饼”,颇受“老武汉”人的欢迎。

        1959年郑凯卿退休。同年12月2日,因交通意外,郑凯卿的妻子李雅卿为救邻居同伴献出了生命,郑凯卿伤心欲绝。他和妻子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俩人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既是生活伴侣,又是革命战友。郑凯卿和李雅卿人生的黄金时代,重合了中华民族最艰难最动荡的时期,也是他们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激情岁月。李雅卿支持丈夫的革命工作,掩护丈夫和他的战友度过危难,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经历了战争的洗礼。痛失爱妻,对郑凯卿打击很大,使他陷入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之中,身体更加孱弱。1962年被在潜江总口农场医院工作的小儿子郑邦才接到家中精心呵护,身体才渐渐恢复。

        郑凯卿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他一生忠诚朴实,勇敢机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对党和人民的爱像大海一样深。他严格教育子女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把个人的奋斗志向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做勤学、俭朴、有为之人,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1966年11月,郑凯卿病逝于湖北潜江总口农场,终年79岁。历史不会忘记郑凯卿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长留人间。(续完)

        (作者:郑季霞)

上一篇:流年碎影 ——我与中南民族大学
下一篇:民间藏家讲述藏品背后的历史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