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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早期改革开放的指导者——周太和与武汉
时间:2017-05-08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2005年周太和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周太和,国务院原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曾任陈云同志秘书长达13年,长期在财政经济领域工作,是中国著名财经专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为中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战略布局和中心城市改革试点,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迈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贡献了卓越的智慧。在就这个时期,他在武汉直接指导了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管理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方针政策的实施。是武汉早期改革开放大业的重要指导者。

指导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周太和,1914年生于江苏省淮阴市,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淮阴师范学院。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任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黑龙江省青冈县委书记。1949年至1962年先后在东北财经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任陈云同志办公室秘书,中财委参事,此后曾任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至1988年历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顾问。

        周太和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刚刚开启之时。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周太和为中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中心城市改革试点谋划奔忙,大力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向前迈进。1984年,周太和来武汉直接指导了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管理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中共武汉市委就实现到200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制定武汉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武汉市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并积极争取成为国家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武汉市曾多次派人到北京向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周太和汇报。这些都得到周太和的热情关注和有力支持。

        1984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的请示,原则同意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在汉企业原则上下放到武汉市。批复指出:武汉市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主要经济中心,又是省会大城市,计划单列和搞好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对于搞活华中地区经济,探索省会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以及充分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武汉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以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主领导,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应给予协助与指导,务必把试点工作搞好。批复强调: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涉及面很广,问题比较复杂,必须加强领导,精心规划,有步骤地进行。批复要求省委、省政府会同武汉市委、市政府抓紧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中央关于简政放权、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组织经济作用的精神,尽快制订出具体改革方案。

        批复下达不久,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太和挂帅率领国家20多个部委办组成的国务院工作组来到武汉,具体指导综合改革试点工作。6月18—20日,周太和出席了以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为中心内容的中共武汉市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会上周太和对武汉市提出以“提供第一流服务,创出第一流产品,提前翻番,富国富民”为全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奋斗目标,以及武汉市委就搞好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若干问题提出的10条意见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并提出:武汉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中要向内使劲,要认真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充分运用武汉的科技力量,把智力转化成生产力;加快搞活流通的步伐;认真实行简政放权。周太和同意武汉市委、市政府首先拿商业体制做试点,简政放权,撤销武汉市财贸办公室、武汉市第一、第二商业局三家机构,组建为武汉市商委;实行不收企业的管理费用和利润留成,企业经营自主权完全放开。这成为武汉商业焕发空前活力的关键一步棋。周太和对于武汉市委提出“‘两通’突破”的战略构想,予以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他认为,武汉不仅是湖北的武汉,而且是中原的核心,从交通、流通两个方面改革抓住了关键,而且还不会花很多钱。

        在武汉期间,周太和为指导湖北省、武汉市落实中央和国务院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武汉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在汉企业原则上下放到武汉市的批复精神和要求,做了全面部署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是一段工作十分繁忙和紧张的日子,他不辞劳累,与湖北省委、省政府,武汉市委、市政府研究试点方案,测算计划单列指标,研究企业下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内容和措施。湖北省和武汉市为此作出了迅速部署和安排。

        1984年8月4日,经省市有关部门充分协商,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将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锅炉厂、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等41个企业下放给武汉市管理。省属企业下放,是加快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步伐的重要措施,不是简单的权益转移和行政隶属关系的改变;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要求,企业下放必须同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企业的经济技术优势,使企业更富有活力。要求对下放企业原定的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和原料、材料、燃料供应由批准部门继续负责拨款、供料建成,不得因下放而受到影响;下放企业凡承担全省和全国任务的,要继续保持和发展与国内、省内原有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配套和供销关系,更好地完成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任务,不得随意中断。在国务院工作组和周太和的指导下,同月,交接工作全部完毕,

        10月30日,继武汉钢铁公司等41个省属企业第一批下放给武汉市管理后,湖北省人民政府又决定把湖北建筑机械厂、湖北水泥制品厂、湖北新型材料厂、湖北玻璃陶瓷厂(筹建处)等4个省属企业下放给武汉市管理。是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就简政放权、搞活企业问题作出6条暂行规定:企业可按“经济合理、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联合,可本着产品择优协作配套和零部件协作生产的原则自行招标、投标;企业有权使用自有资金和贷款进行技术改造,单项投资在30万元以下的,企业可直接向银行贷款,超过30万元的,由企业报主管局(总公司)审定;企业可根据生产需要,在计划、劳动部门分配的招工指标内,自行规定招工条件,公开招工,择优录用,实行合同制;企业可以按规定的浮动幅度,对获得金、银质奖和优质证书的产品以及传统名牌产品,实行优质优价,新产品由企业自定试销价;物资分配尽量直达供应到企业;对大型企业和生产重点产品企业的计划物资、指标到厂,供货到厂;对其他企业,指标到局,供货到厂,任何部门、单位不得向企业摊派费用、滥收管理费。这些改革的措施都体现了国务院工作组和周太和的指导要求。

        8月,周太和指导省市完成武汉市计划单列基数的测算,指导武汉市完成上报的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的《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9月23日,武汉市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的《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正式启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自此,拉开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序幕。这一轮改革试点以发挥城市多功能作用、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题,在实行“两通”突破、放开搞活的基础上,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领域内推进综合改革。改革遍及经济领域,并逐渐进入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乃至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这轮配套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使新体制在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使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具体目标是:绝大多数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形成既能自我发展、又能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机制,企业活力进一步增强;初步建立和完善开放型、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体系;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有新的发展,城市面貌有较大改观。主要思路是: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以扩大对外开放为先导,以搞活城市为基础,以增强经济实力为目的,逐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企业经营者与生产者的关系,依靠科技进步,推进技术改造,拓展流通、交通,逐步把武汉建成与科技紧密结合的商品生产基地,以交通为支撑的商品流通大市场,以教育为基础的文化中心。

        1985年3月6日,周太和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经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批准的59个改革试点城市的代表,其中有武汉、重庆、大连、沈阳、哈尔滨、西安、广州等经济计划单列市。座谈会总结交流了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经验,分析当时城市改革形势,讨论部署1985年城市改革试点工作,着重研究如何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东西关系,内外关系,发展经济横向联系;如何运用经济杠杆,保证经济活动健康地发展等。推动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步向前迈进。

指导流域经济开发战略行动

        1985年夏,武汉市为推动长江大流域经济的开发,展开了在长江大流域经济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行动。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的周太和参与并直接指导了这次行动。

        早在1984年6月,在武汉市“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总干事童大林率先提出开发长江大流域经济的命题,他指出“加速对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研究,充分利用长江流域巨大的自然资源在长江流域确立发达的大流域经济的新模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会后,武汉市委考虑武汉要带动全省和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国家、为全省多做贡献,还要把自身的发展战略与开发长江大流域经济联系起来思考,进一步冲破计划经济的体制,打破条块、城乡封锁,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继续把“两通”搞大。实施开发长江大流域经济战略构想;实行开发长江大流域经济的新模式,凭借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冲出太平洋,走向全世界,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开发长江大流域经济,建立长江流域大市场是个大课题、大战略,不是武汉一个城市所能做到的,要开发,就得联合沿江城市共同进行。武汉市委考虑武汉居长江中游,“一根扁担挑两头”,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在长江大流域经济联合开发中起到发起或倡导的作用。武汉应在促进这一重要战略实施中起到“催化”作用。周太和得知武汉市委的这一重大部署后,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

        1985年初夏,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对市体改委作出具体部署。并指出,“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可以做一点探索实践。”要求市体改委作些必要的准备。指示市体改委副主任方先铭先去重庆,与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联系,征求重庆方面的意见。方先铭去重庆后向廖伯康转达了武汉市的意向后,一拍即合。廖伯康还提出许多开发长江流域经济的思路和意见,建议先搞个意向书。方先铭按照王群的要求先后四次赴重庆,与重庆市达成了联合开发长江流域经济的基本共识。8月13日,受中共武汉市委和王群的邀请,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率重庆市党政代表团专程来汉共商联合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大计。两市座谈认为:长江流域经济潜力巨大,沿江城市联合起来开发,外通海祥,走向世界。

        武汉座谈会后,武汉、重庆两市决定与南京市委联系,王群给南京市委通了电话,决定到南京再议计策。并邀请国家体改委顾问周太和到南京给予指导。21日下午武汉、重庆两市领导人到达南京,周太和也已抵达南京。周太和参加了重庆、武汉、南京3市领导人就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周太和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3市此次的重大战略之举,并对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希望3市为长江流域经济大开发、建立长江流域经济大市场作出贡献。经过4天的座谈讨论,渝汉宁3市形成了以下共识:

        对于长江这条祖国第一大河的重要性,有深入再认识的必要,对于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在振兴中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着再认识的必要。开发长江必须依托沿江中心城市,以长江为纽带,以广阔农村腹地为后盾,把沿岸中小城市联络起来,发展横向联系,实行上中下游和城乡间的结合,形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群体和经济区域,促进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沿江中心城市在利用开发长江中的作用,关键在于增强这些城市的活力。长江的利用开发要贯彻改革的精神,以改革促联合,以联合促开发。联合开发长江流域经济,人才是关键。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必须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统筹规划,逐步实施。渝汉宁3市经过商议确定在3市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的6个方面的意向:即发展联运联营、扩大流通渠道、搞活资金融通、开发旅游产业、加强工业技术协作、畅通邮电信息。周太和对上述共识和合作意向表示了高度肯定。 经渝汉宁3市负责人同意形成《渝汉宁三市加强联合协作促进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座谈会纪要》,南京会议获得巨大成功。

        南京座谈会后,武汉、重庆、南京3市的主要负责人决定赴上海,继续探索开发长江的路子,周太和给上海方面作了联系。26日,渝汉宁3市代表团赴上海。上海之行,是渝汉宁3市南京会议的延续,也是渝汉宁3市以改革促联合,以联合促进长江开发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在上海举行了沪宁汉渝4市负责人座谈会,这在长江开发史上还是第一次。会上,王群向上海市负责人通报了渝汉宁3市围绕如何充分发挥沿江中心城市在联合开发长江中的作用问题,先后在武汉和南京举行的两轮座谈的情况,以及南京会议形成的《纪要》,并征询上海方面的意见。

        时任上海市领导的江泽民、汪道涵等十分赞同3市提出联合振兴长江流域经济的设想,同意《纪要》精神,认为渝汉宁沪4市加强联合协作,共同开发长江,促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予充分重视。表示愿为此项大业作出贡献,并写出了书面意见。在上海,沪宁汉渝4市商定由四市有关业务部门具体研究近期联合协作的具体项目。重庆、武汉、南京3市商议,联合向中央写报告,3市领导决定报告由武汉市起草,委托王群最后定稿。王群回武汉后于9月初审定完给中央的报告,并要求有关人员附上上海市委的书面意见,准备上报中央。不久,通过国家体改委将给中央的报告和上海的书面意见转给了中央领导。中央主要领导看后予以高度赞许,并说:“这很好啊!这很好啊!”此后,周太和对沪宁汉渝4市联合开发长江的一系列行动和措施给予了指导和支持。

        10月,由沪宁汉渝4市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共同发起,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和长江研究会联合筹办的沿江城市联合开发长江首次研讨会在武汉举行。这是建国以来,沿江城市打破行政疆域、实行大跨度横向联合,共同探讨流域经济发展规律的第一次历史性盛会,会议提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开发模式,其中一种著名模式:就是“四区段模式”,即沿长江一线,根据城市功能的作用范围,划分为4个经济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5省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区;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赣16地市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河口三角洲经济区。“四区段模式”为后来所采纳。

        12月,沪宁汉渝4市市长聚会重庆。重庆”四方聚会”商定建立了一个开放、松散的流域经济协商组织“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并举行了协调会第一次会议。经过协商,沪宁汉渝4市在重庆达成67项联合协作意见。这些成果表明联合开发利用长江已从理论、设想到行动,迈出可喜一步。这些运作模式,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起了先行一步的作用。1986年12月15日,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沪宁汉渝等23个长江沿岸城市负责人出席会议,携手共建横贯中国东西的繁荣经济地带,开发长江长期“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被打破。会议形成一个新的共识。这就是“抓好区域联合,促进流域开发”。后来先后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西段经济协作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协作区;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经济协作区。1987年5月22日,长江中游3省17个地市的负责人在湖南省岳阳市宣告:武汉经济协作区正式成立,武汉市政府为常设主席方。王群代表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出席会议并讲话。武汉经协区与上海经协区、南京经协区、重庆经协区共同构成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上的4大区域经济网络,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长江流域经济大开发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指导武汉国际性大城市建设

        1993年,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周太和来汉出席了“把武汉建成国际性城市国际研讨会”。周太和在会上就如何把武汉建成国际性城市,使武汉尽早成为我国内陆工业、贸易、金融和科技中心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要搞好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他认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生产和流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市场的主体。但大多数企业经营不活,效益不高,武汉也面临这个问题。虽然国务院颁布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条例,但企业还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因此,必须下决心理顺产权关系,引导股份制试点的规范化,要啃一些硬骨头。他说,改变按行业部门、地区管理的体制,打破政企不分、行政权与经营权混乱的格局,使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周太和指出,中国面对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严峻形势,我们的产品要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是当务之急。他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不多,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产品更新换代周期长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科技市场发展很快,高新技术产品能很快占领市场,产品更新换代处于快节奏时期。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按照我国产业政策的要求,广纳人才、吸引外资,注意把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 才能在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武汉市要采取各种办法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周太和指出,武汉要成为国际性城市,必须深化流通领域的改革,向国内国外市场进军。他回顾了武汉10年改革的成就后说,武汉虽然是开放度比较高的城市,但要成为国际性城市,向国际性城市方向发展,必须抓住流通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如何抓?他认为要继续发展各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重点发展规范化的商品批发市场、期货交易市场,建立起批发交易机构,以形成辐射四方的市场体系和畅通信息、销售网络。他说,市场体系建设还应包括市场法规体系、市场调控体系、市场监督管理体系等,要在实践中大胆地探索,及时总结经验,积极稳妥地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深化流通企业的改革,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供销合作社等集体企业,要积极转换机制。他认为,建成国际性城市,还必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积极参与竞争与合作的对外贸易体制。特别是在进行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地位谈判的时候,武汉市要做好入关的准备,这是流通领域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周太和指出,拓宽金融市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很重要。要把武汉市建成国际性城市,金融是个关键。建成国际性城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离不开金融工作的。汉口过去是一个金融中心,拥有几百家中外金融银行、钱庄,在世界上也很有名的。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多次提出恢复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无道理,我希望看到武汉市在建立金融市场方面走在前头,做出成绩。尽早把武汉建成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

        1999年周太和正式退休。2012年12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作者: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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