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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史研究权威——刘玉堂的学术人生
时间:2017-08-07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刘玉堂

编者按:

        刘玉堂,湖北省大悟县人,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1997年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被列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首届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01年起担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02年入选“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2005年入选中央直接掌握联系的国家级专家、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届“五个一批”人才;2008年开始担任政协湖北省第十届委员会委员。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国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北大学特聘教授、湖北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大学特聘教授、楚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同时任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社会兼职有国家出版基金评委、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

由文入史确定学术之路

        1956年9月,大悟县层林尽染,晚桂飘香。远山开满了淡黄的早菊,俏丽的美人蕉,鲜艳的一串红,浓郁的秋海棠,如火如荼;村外的山溪两岸,桐叶初凋,蒹葭苍茫,乌桕如醉,露冷草黄,秋高气爽。在这个美丽的季节,刘玉堂在该县东新乡一个名叫刘家城的山村出生了。

        同当时所有农村子弟一样,刘玉堂的童年生活里最真切最持久的感受,就是饥饿;然而童年正处在人生的童稚期,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所见所闻无不新鲜动人,终生难忘,也是人生中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宝藏。童年的刘玉堂,忍着饥饿,同小伙伴们一起,熬夜看八人班的皮影戏,在钢镰大鼓的戏场中穿来穿去,听北路子花鼓,看大悟民间舞蹈,充满了简单而实在的欢乐。而一年四季川流不息的节日,除夕、春节、元宵、花朝、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祭灶……总让那个贫困时代的孩子充满向往和回味。

        正如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唱词:“提篮小卖拾煤渣,挑水担柴都靠他,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于当小学教师的父亲教无定所,作为长子的刘玉堂不得不过早地为体弱的母亲分担劳务。刘玉堂从10岁开始砍柴浇园,稍长又下田种地,各种农活都曾做过,手掌经常被荆棘划破。在高中一年级下学期的一个周末,他在上山砍柴时不慎被镰刀割伤手指,为了省钱未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感染破伤风,住院两个多月才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贫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压不住寂寞中生长的精神需求。自上小学开始,刘玉堂就格外喜欢阅读课外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村内外、学校中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那个时代的书籍太少,能够在山村里找到的书籍更少。对每一本书,刘玉堂都读得格外认真。长篇小说《山乡巨变》《金光大道》《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敌后武工队》《保卫延安》《红日》《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旗谱》,诗歌《望星空》《回延安》《放声歌唱》《三门峡——梳妆台》,话剧剧本《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等,都曾给与刘玉堂最初的文学启蒙。一时间,他疯狂地热爱上了文学,背诵了大量的唐诗宋词,同时开始摸索着创作。文学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蓬山万重,岂能遮挡住飞翔的心灵?

        刘玉堂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他的名字逐渐出现在地区、省级报刊上,他出众的才华终于叩开了出山的“铁门”。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后正在水利工地上劳作的他被抽调进入湖北省军区,学习文学创作。

        其间有一天,刘玉堂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他立即被那些美轮美奂的出土文物震撼,面对那些或精美或粗拙的文物,顿感无言,感觉到其中有深沉博大的诗意在流淌。人的一生,其实充满偶然,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多年后回首,才发现当初的选择,竟然宛若天定。从此,刘玉堂对考古一往情深,1976年1月至12月,他先后参加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文物考古培训班,之后,他于1977年1月至1979年8月在湖北省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他的专业方向,从此由文学完全转向了史学。

        古人云:“功不唐捐”。刘玉堂的文学训练,对他以后的史学著述多有助益,主要表现在表达上的圆转流畅,他善于将复杂枯燥的史学理论和考古材料娓娓叙述,令人忘倦;而文辞的从容华美,散落于全篇的珍珠般瞩目的警句和诗词般精妙的隽语,更是俯拾即是。在同辈学人中,刘玉堂的著述,一身兼义理、考据、辞章“三美”,堪称翘楚。

        从文学创作转入史学研究,其实还受到了王国维(观堂)的影响。王国维曾经这样自我评价,大意是说他具有做诗人的气质,但略缺激情;有做哲学家的冷静,但抽象性思维又稍嫌不足。所以他选择了一项形象性与抽象性兼具而又不突出一端的学问,即从事史学研究。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做历史学问,的确是既需要文学家的形象表达能力,又需要哲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两者兼有而不突出一端,才能做好史学研究。刘玉堂对自己也有类似的清醒认识,从此,他心无旁鹜,在史学研究领域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师从名家笃力楚史研究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和部署下,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当年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录取27万,录取率约为4.8%。刘玉堂也参加了这次高考,并达到了本科录取分数线,领到分数通知单的那一霎那,他欣喜若狂,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同时也“证明”了自己,但是因为父亲病重已经两年,家里积债未还,加上母亲身体虚弱,弟弟正在读书,家庭负累太重,作为长子的刘玉堂不得不暂时忍痛放弃学业,挑起沉重的家庭负担。从此,他白天参加湖北省博物馆组织的田野考古,挣钱还债;夜晚在田野工地的帐篷中挑灯夜读,拚命学习,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先还债务,再上大学。”一年多以后,他偿还了欠账,并为弟弟积攒了部分学费,再次参加了1979年的全国高考。考虑到读师范院校免交学费还发放生活费,刘玉堂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师范院校,由于他的语文和历史两科成绩突出,被时任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并负责招生工作的冯天瑜教授相中,有幸成为该系当年第一位录取的新生。他师从冯天瑜、皮明庥、方逥澜、刘先枚诸先生,学业日益精进,开始撰写历史学研究论文。1981年春天,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刘玉堂,竟然相继在国家权威期刊《考古》、《文物》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一时成为历史系师生心目中的耀眼“明星”。

        在校期间,刘玉堂还担任历史系学生会主席,1982年7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6月大学毕业,刘玉堂随即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攻读中国文化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为著名学者张正明先生,1986年6月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就在两年前,张正明先生与同仁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楚学研究也因为1978年河南淅川、湖北随州擂鼓墩的惊人发现而风生水起。学术生长有机遇期,学者的成长同样也有机遇期。刘玉堂可谓躬逢其盛。从此,他致力于楚国经济、文化和城市史研究,30多年来取得累累硕果。

        张先生对刘玉堂的治学路径影响很大,张先生的文章,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在感受其渊博学识的同时,也会惊叹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洋洋洒洒,大气磅礴,充满诗意与哲理,给人以美的享受。“言而无文,其行不远”,是他一贯著书写文的准则;理趣兼备,雅俗共赏,是他学术与启蒙兼顾的追求。刘玉堂说过:“张先生的文章,每到编辑手里,要么一字不改,要改也只可能改字,绝不可能改句。这在学界有口皆碑,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方面,刘玉堂得到老师的真传。

        身教大于言传。有一年夏天,张先生步行30多公里在南漳县考察,为了赶回武汉给学生上课,当晚他谢绝了所有接待,买了成都至武昌的站票上车,与刘玉堂一起,婉谢火车上武警战士的让座,站到凌晨5时在武昌站下车,并坚决不让麻烦院里的司机,坐等早班公汽,然后直奔课堂授课。这件事,让现在已为博士生导师的刘玉堂感慨不已。薪火相传,学术传统的精髓往往存在于类似的“细节”之中,细节处见出精神!

        硕士毕业后,刘玉堂留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楚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并担任了副所长、所长、副院长等职。1988年他曾经考取北方某著名大学博士生,但因为当时女儿刘天乔刚刚出生,爱人和小孩都需要照顾,加上经济拮据,权衡后终于放弃了这次机会,直到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后,他才再一次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

        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刘玉堂高起点、严要求,在短短数年时间内,他相继在《民族研究》、《文艺研究》等国家级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其中《论湖北境内古越族的若干问题》(《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季梁思想刍议》(《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越楚经济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论庄蹻其人其事》(《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楚书法艺术简论》(《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等论文甫经发表,立即引起全国学术界同仁的重视,刘玉堂也迅速成为楚学研究领域的著名青年学者,显示出相当的实力。

        1993年春天,刘玉堂在撰写学术专著《楚国经济史》最关键的阶段,恰逢旧居拆迁,为了“用志不分”,他只身蛰居于社科院办公楼9楼的一间斗室,埋首著述,“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充分体味到了耕耘的艰辛与收获的快乐。《楚国经济史》分设十章,分别研究楚国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宗法制度与等级构成、直接生产者的身份、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轨迹、楚国的农业、手工业管理与生产体系、手工业生产与工艺水平、商业管理与商人的地位、商品经济等问题,对楚国的经济基础、经济形态、生产门类和水平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结合考古学材料对楚国水利工程、手工业制作和权衡度量货币制度的研究,颇见功力。论著得出的研究结论——楚国是当时“第一流的经济大国”,令人信服。论著认为,“楚国巨大的经济成就,对中国后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楚国堪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既为秦统一南方准备了物质条件,又为汉魏以降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石;楚国相对发达的早期商品经济,不仅为我国历代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某种历史的启示,而且是我国古代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乃至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活水源头”。[1]这种宏阔历史视野,一向为学术界同仁津津乐道。

        刘玉堂在研究楚文化时,有鉴于楚文化本身是一个区域文化,专业性较强,如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研究范围和视野就会过于狭窄,于是他有意识地拓宽研究范围,在楚国经济、文化、建筑、文艺、军事、考古等领域,都下过切实的研究功夫。他辩证地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这也为其后来进一步在时空层面双向拓宽研究领域,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楚学研究领域,刘玉堂迄今已发表著述300多万字。先后在《民族研究》、《文艺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考古》、《文物》、《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中国文化》、《红旗文稿》、《民俗》、《中外建筑》、《军事历史》、《今日中国论坛》、《中国文化研究》、《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许多论点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史研究动态》、《民族研究动态》、《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摘要述评;不少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复印转载或摘录。

        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20部,其中《楚国经济史》、《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与高介华合著)作为《楚学文库》中的两种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荆楚文化志》(与张正明合著)作为《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种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湖北通史·先秦卷》(与张正明合著)获“首届湖北省政府图书奖”和“第三届湖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主编、协助主编和参与撰写有关楚文化和地方史著作数十部,其中协助主编并任主笔的《楚文化志》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二等奖(建国后首届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中南六省市1988-1989年度优秀社科图书一等奖。担任副主编的《武汉通史》获得“武汉市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主编的 《世纪楚学》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

        发表了不少有关建筑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译文,其中《走完一周》、《世纪俱乐部》、《从高到低》、《今日现代主义者》、《瑞士的实在论者》等译文深受建筑学界和文化学界的好评。

        以楚学研究作为基础和突破口,刘玉堂进一步研究先秦文化史,进而在时间段上往下延伸,将研究视野扩展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同时将研究视野从空间上开拓到整个长江流域。于是,他师从原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朱雷教授,从事汉唐历史文化研究。从1997年开始,刘玉堂担任着大型学术丛书《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共55卷)的执行副总主编,并与人合作完成其中的一部《长江流域的服饰文化》;2008年担任主编的《荆楚文化研究丛书》(共40卷),将论述时间段落下延至现代。由小及大,由地域到全国,刘玉堂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他说:“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我想将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贯通起来研究。”庄子说过:“大知观于远近。”此之谓也!

        《长江流域的服饰文化》是我国第一部流域服饰研究专著,填补了此前相关研究的学术空白,并为“后来者”提供了若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范式。以前的中国服饰研究,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是对中国服饰历史变迁的总体研究,包括服饰的起源、发展、变化历程等,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黄能馥、陈娟娟合著的《中国服装史》等;第二种是断代服饰研究,如张末元的《汉代服饰参考资料》等;第三种是对中国服饰与传统文化的意义关联的研究,如华梅的《服饰与中国文化》等;第四种是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专门研究,如戴平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等;第五种是区域服饰研究,如彭浩的《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朱新予的《浙江丝绸史》等。《长江流域服饰文化》则以长江流域范围内的服饰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发生、发展、演变历程,研究流域服饰文化与流域文化的关系,探讨流域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这个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开创意义:从流域范围观照中国服饰文化,是学术研究从微观层面走向宏观层面的必经之路;这部著作超越了区域服饰研究如荆楚服饰文化、吴越服饰文化、巴蜀服饰文化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的总体特征,探讨了长江流域服饰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而与北方黄河流域服饰文化作了比较,这就是对于抽象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服饰文化研究的“具体化”。

        总的来看,刘玉堂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领域:一是楚学研究,代表作有《楚国经济史》、《楚国的城市与建筑》、《楚国水利研究》、《楚国交通研究》;二是长江文化研究,代表作是《关于长江文化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和《长江流域的服饰文化》;三是汉唐文化史研究,集中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江陵张家山汉简和唐代婚姻立法研究;四是宗教文化研究,主要研究武当道教文化;五是湖北地方史研究,包括《湖北通史》、《武汉通史》,等等。

提携后辈学术服务社会

        在学术普及方面,刘玉堂也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编的《公民道德建设读本》被评为“2002年度湖北省最有影响的十本书”之一,并名列该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社科类榜首。他主编的《看世界·看中国·看湖北》被评为2003年度“湖北省最有影响的10本书”,并荣获“2003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文教类第四名。2012年荣获“全国百名社科普及名家”称号。他与王玉德教授共同主编的《长江文明之旅》(32卷)先后荣获“十佳荆楚图书”(2014—2016)和国家科技部“全国优秀科普图书奖”(2016)。迄今刘玉堂共主持和参加完成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课题10余项;培养了一大批术有专攻、学有所成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已经走出了数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玉堂的学术演讲,儒雅睿智、旁征博引、幽默风趣、引人入胜,往往令听众如浴春风、乐以忘倦。近年来,刘玉堂受邀在国家图书馆全国讲座联盟、复旦大学“人文复旦讲坛”、武汉大学“珞珈讲坛”、深圳市“市民大讲堂”、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楚文化的系列演讲,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赢得广泛赞誉。同时,他也受邀担任湖北电视台和武汉电视台的“特约评论员”,就相关问题发表精彩的专家意见。他将学斋研究和公众演讲有机结合起来,做有学术的启蒙,做有启蒙的学术。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他十分关注现实问题,经常为各地各级政府提供有关经济文化开发和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咨询建议。作为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专家,以及湖北省委、省政府智囊团重要成员,他近年来提出的《湖北文化强省建设》、《湖北旅游发展战略亟待重整河山》、《建议湖北省的简称改为“楚”》、《开发汉江文化资源,提升武汉城市品位》、《应加快建设武汉·中国文谷》、《关于加大对武汉市生态环境和建筑文化保护力度的建议》、《武汉餐饮经济如何跳出“兴勃亡忽”的怪圈》、《花木兰的姓氏、时代和故里》、《炎帝神农故里在随州》、《武汉大码头文化研究》、《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保护和开发》等研究报告、咨询建议,主张湖北省应当光谷、文谷齐飞;应该大力发展长江、汉江、清江,武当山、神农架、大别山并重的“三江三山”模式的旅游产业;建议在湖北随州定期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这些意见,都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并被相关部门采纳,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由于为第十届中国(武汉)国际园林博览会积极建言献策,荣获由国家住建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颁发的“专家贡献奖”,充分体现出一个人文社科学者的用世情怀。

(作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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