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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学者的武汉情结
时间:2017-05-08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文澜(第二排左二)与导师唐长孺一起留影

        2013年6月7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教授不幸与世长辞,作为先生的至交,我痛贯心膂,思绪如潮。谷川道雄教授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对武汉情有独钟,晚年曾计划长居武汉,这一愿望终因辞世而落空,抱憾终天。

        初识谷川先生是在1984年。这一年6月,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的谷川道雄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到我国作学术访问,继北京、西安之后,第三站便是武汉。先生来访,我负责接待并安排一切。记得在江汉饭店第一次见面,当他得知我是唐长孺教授的学生时,炯炯有神的眼睛一下子透出兴奋的光芒,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说:“很高兴见到唐先生的高足,我这次专程来到武汉,就是希望拜访唐长孺先生。”

        因为唐先生,我们一见如故;因为唐先生,武汉是谷川教授神往的地方。他告诉我,自已是怀着“朝拜”的心情到武汉的,“由于是第一次到武汉,所以当从西安出发的列车快要抵达武汉时,我竟错把汉水当做长江,而着实兴奋了一阵。”

        其实,谷川道雄先生早已是日本杰出的史学家,在日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堪称核心与旗帜。他创立并倡导“豪族共同体论”,“非封建的中国中世论”等理论,并以之研究和把握中国古代历史,其贡献影响深远。这样一位史学大师,为什么独尊中国武汉的学者唐长孺呢?先生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谷川先生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到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担任研究助手,主要从事唐代史研究,当时在研究上遭遇到了十分重大的问题,即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上深感闭塞,苦闷彷徨之际,1956年他读到唐长孺先生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当时二战结束才10年,日中两国之间邦交尚未正常化,但在日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中国出版的书籍。初读这部书,谷川先生“产生了一种十分亲密之感,而这是从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那里感受不到的。” 他感到唐长孺先生的每项研究并不是详尽描绘历史现象,而是深入分析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时代特性。所用的方法也并非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坚持通过事物的内部分析来引导出其所具有的本质。总之,这部著作不拘泥于固定的观念,坚持从实证上来探求魏晋南北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问题。“这也正是我极为钦佩之处。”受此启发,谷川先生决定借鉴唐先生的研究方法,把研究对象从唐代史转移至魏晋南北朝史,结果卓有建树。

        灵犀相通,谷川先生第一次访问武汉不过短短几天,“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我陪他拜访唐先生,受到热情接待。随后唐长孺先生亲自主持了谷川教授的学术报告会,报告内容是“中国中世社会豪族共同体”,与会的武大历史系师生提出了坦诚而尖锐的讨论意见,思想碰撞的火花点燃了谷川先生的激情,他深深感受到了“唐先生指导下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整体的高学术水平”,萌生建立京都---武汉两地学术交流机制的愿望。

        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欢迎座谈会上,作为京都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的谷川先生,介绍了日本京都学派发展的历程,解释这个学派的治史态度是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也就是说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用中国史内在的理论来说明中国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他特别强调当代京都学派在中国史研究上,有许多地方与唐长孺教授为代表的武汉学派十分接近,他希望武汉学派和京都学派建立起密切的学术交往,郑重同我约定为日中学术交流牵线架桥。

        自此以后,我与谷川先生为武汉学派和京都学派学术交流“牵线架桥”的工作连绵近三十年,不曾间断。

        1987年谷川先生策划“域社会视野下的日中共同研究”,我负责武汉地区的联络和组织,其研究成果《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一书所收录的中日论文作者共28人,其中出于武汉学派有12位,谷川先生特别感动,写信给我说,他“深深感受到了武汉学者的友谊之情。”

        谷川先生十分珍惜与武汉学者的友谊,多年来,在京都热情接待到日本访问、进修的武汉学者数十人次,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方便和照顾,精心培养了多名中国留学生。同时,他又亲自带领或派遣他的学生到武汉访问学习,中日两国人才交流的佳话频传。

        2002年秋,先生作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第四次访问武汉,向武汉大学捐赠了数千册他所珍藏的文献书籍,并讲学两个月,系统地传授了他的史学理论。我曾撰文《共同体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历史——评谷川道雄先生的历史观》,以一个中国学人的视角评论谷川史学理论,同时意图澄清国内学界的某些误解和偏见。谷川先生认为评论文章对他的理论“没有丝毫误解”,来信表示“对先生您所做的正确而深刻的理解,由衷地为之心折,至为感动!先生的这份理解和同情,令我感激莫名!”他特别谦逊地说:“ 我原本属于浅学菲才之人,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学问和研究成果,但是能得到您的错爱,并向中国的学术界做一介绍,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份望外之喜,谨致衷心的感谢!”

        谷川道雄先生的武汉情结不仅是学术上与武汉学派的沟通和相知,还有他对中国及武汉的执着热爱。他曾认真地对我说:“我本应是中国人,是上天搞错了,把我生在了日本。”我多次陪同他游览考察武汉及湖北荆州、襄阳、随州、鄂州等地古迹名胜,他对中国的爱慕更加深挚了,更满怀义愤谴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蹂躏,在多种场合一再向我们表达真诚的道歉。记得一次我陪他游黄鹤楼,面向使他感到震撼的浩瀚长江,鸟瞰气势磅礴的武汉三镇,我们谈到了当年惊天地、泣鬼神的 “武汉大会战”。我提到了不久前在京都出町柳公园见到的一座纪念碑,那是当年“祝武汉陷落纪念”碑,虽然日本战败投降了,但这座碑至今还存立在公共场所,只不过“武汉陷落”碑文已经槌凿,但字迹尚可辨认,谷川先生完全赞同我的看法,认为这座碑是日本侵略的罪证, 是日本的耻辱碑。他回忆说,1938年日本倾全国之力,艰难攻占武汉后,各地城市张灯结彩,举行大规模的祝捷会,游行庆祝,举国疯狂,他也参与其中。谷川先生告诉我,他出生于1925年,学生时代伴随着战争长大。上小学的前一年,爆发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上中学的前一年又逢日中战争正式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时他上初中;高中一年级时开始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4月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史学科(中国史专业),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作为在十五年日本侵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学生,谷川先生与同时代的青年一样,面对日本战败的事实,对未来的希望渺茫,内心感到彷徨。他在《研究生活四十年》中回忆说:“对于战后的我来说,最大的课题是自己今后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思想,应该怎样活着?”经过痛苦的挣扎,他选择了左翼知识分子之路,对自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深刻反省,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的教科书奋笔撰文,彻底批判。显然,他对中国及武汉的友好情结,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反省基础之上的,因此理性而真诚。

        斯人已逝,友谊永存。谷川先生虽然未能实现长居武汉的愿望,但他亲自架设的京都学派和武汉学派友好交流的桥梁业已在两国年经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巩固,越来越宽广。

        【作者简介】李文澜,湖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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