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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丧葬礼俗
时间:2012-03-23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丧葬礼俗包括互相渗透的丧葬礼仪制度与民间丧葬风俗。中国丧葬习俗产生于史前的祖先崇拜。经过三代时圣人制礼作乐,形成完整而系统的丧礼、丧服制度,载在《仪礼》、《礼记》等书中。后经历代大儒根据社会的变迁加以因革损益,著于《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等书中,为后世士大夫所遵奉,并渗透到民间丧葬习俗中,至今影响犹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即使具体的形式或内容稍有变通,而中国丧礼慎终追远、事死如生、崇尚厚葬、以礼教孝的精神却一脉相承。

  武汉丧葬礼俗多循古礼,晚清时代丧服、丧期均遵《文公家礼》(朱熹所撰,又称《朱子家礼》)。大致程序为:长辈弥留之际,子孙必须到场送终,如果父母死时子女不在身边,不仅亲友责其不孝,子女也会感到终身遗憾和愧疚。死者断气(即《家礼》中所说的“初终”)后,立即烧钱纸,称为“落气纸”;在死者身旁点一盏油灯,称“长明灯”。家中及时确立丧主等经办丧事的人员。亲属按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戴孝服,按旧制应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而实际生活中多披白色头巾,以头巾之长短、系头巾之麻线的粗细和颜色来分别,但统言之披麻带孝。鞋则用白布覆盖,根据辈分点缀一点红绿。一面派人购制棺木(许多有条件的老人生前就已置办了寿材),一面通知亲友前来参加葬礼,一般人家口头通报,富家大户发讣告,讣告有一定格式。然后为死者洗澡,“前三后四”,即用湿毛巾在死者胸前抹三下,背后抹四下,穿戴寿衣寿帽,并在其右手放入一根棍棒或柳树枝,上串一烧饼,称“打狗棒”。覆衾死者身上,脸上则覆盖白布(即《家礼》中所说“小殓”)。设祭,哭丧,守灵。一般摊尸半天到三天不等,家中必要到场的人到齐后即将死者放入棺材(即《家礼》中所说的“大殓”),亦设奠,家人嚎哭。钉棺盖时孝子在一旁高喊“某某躲钉!”此时成服,设祭堂,早晚奠,接受亲友吊丧。在家中办理这些事情的同时,派人外出择定墓地,挖好墓穴。出殡(俗称“上山”)日,请道士做斋,为死者开路。棺木一般由八人抬,路远的还要有八人替换。棺木出门时要摔碎一只碗或钵。出门后前面有人擎铭旌,丢纸钱(俗称“买路钱”),中间有孙子或重孙骑坐在棺木上,后面孝子贤孙、亲戚朋友依次跟进,徐徐向墓地进发。棺停墓穴旁,先用稻草烧墓穴,谓之“暖井,有的还杀一只公鸡将鸡血洒在墓穴周围。棺木放进墓穴后,孝子先撒一把土,然后土工填埋,堆成新坟。三天后亲人再至墓地上坟添土,称为“复三”或“复山”、“复土”。

  武汉三镇和周边地区丧葬礼俗大致相同,所不同者,汉口商家丧礼,讲究奢华,所置棺椁要选择花板中心有菊花者,墙板厚至尺许,每年要加漆一道。入殓时陪葬品丰厚,多以珠宝玉器殉葬。题主仪式上,往往请地位显贵者题点木主。葬前延请地理先生看风水,选择牛眠吉地,下葬则要请算命先生占卜时日。有部分人家丧事循古礼不修佛事,而举行祭奠。大部分人家丧事还是做佛事,一般要延请和尚在家念经三至五、七日,送殡仪仗中方相明器以巧为能,亭彩幡帐以多为贵。小户人家请不起和尚,但仍要请人唱孝歌,因此汉口出现了一种专门唱孝歌的行业,业此者在其门上悬挂“悲乐堂”招牌,其鼓盆之歌,几令人绝倒。贫困户棺椁极平常,有十二圆花的就很好了。最穷苦人家甚至买不起棺木,到自新善堂板棺局去乞求施舍薄棺。该局每年施舍无算。

   殓后计算日支与死时相冲,则要预设祭仪,关门掩户,全家躲避他处,称“回殃”,认为亡者回家时会带回殃神。回殃又称“回煞”,届时必用芦秆作梯,靠在屋檐上,说亡人由此而下地回家,有的人家还撒灰在地上以验亡者足迹。屋中设有筵席,等待死者回来享用。次日如发现灰上有痕迹,就以为是亡魂昨夜回家了,其实是偷荤猫、鼠留下的行迹也说不定。更有甚者,请道士驱煞,送走殃神,俗称“赶鬼”。

  人死至七日称“头七”,然后逢七日有“二七”、“三七”以至“七七”或“十七”,民间认为每七日死者要过一阎罗,故请僧道诵经、焚楮,以为“超度”。逢七日,必以竹为箱形,糊以纸,里面装钱纸,谓之“篑”,或装纸袋内,谓之“包袱”,或包袱上书写死者姓名,生殁时日。时人认为“不经之甚”,但相沿成俗,莫之或易,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烧包袱的。

   民国时期丧礼无五服详制,丧期亦无定数,礼义之家以及乡民丧服丧期仍遵旧制,当局亦不过问。租界不准举行丧礼,人死必先报验,限三日内出柩,不得久延,所以要想举行传统丧礼,必移柩华界,灵柩出行前须先照会租界当局。

  办丧事本来是极其悲伤的事情,但必设盛馔宴请吊丧宾客,否则遭人讪笑。乞丐有时也来凑热闹,但亦讲道理。如果丧家不作吊宴客,他们并不来骚扰。如果丧家宴请吊丧宾客,他们就来了,来后听主人安排,并不强索强要。有的地方,乞丐还来参加抬棺材,自己虽有要事也莫敢辞,条件是须丧家跪接,事后管一餐饭,并不要酬金。

   死去的亲人送上山后,孝子要供灵守孝。一个月内不能剃头,不参加外面喜庆活动。守孝一般三个年头,第一年农历新年祭祀活动最为隆重,俗称“新年”或“馨香”。亲友、邻里则都要来给亡者送香烛、燃鞭炮“拜年”。而在黄陂,家有新丧者,其亲友必于除夕携烛一对、冥钱一扎,来灵前叩头辞岁,示哀恋之意。这些实际是丧礼中吊祭活动的一种延伸。孝子在新年的三天不能出门拜年,但在黄陂等地农村,年前有新丧者,孝子要穿白袍墨套,戴无纬空梁冠,以服内兄弟二人穿白袍作陪,到亲戚家叩首谢孝,称为“管新灵”。守孝之家,门上春联不能用红纸,第一年用白纸,第二年用黄纸,第三年用绿纸。此俗现在仍有,但一般都用黄纸,不论年头。在黄陂则有所不同,凡有亲丧者,必以蓝纸写一“服”字贴于门首,门对用白纸,其对文大半均曰“守孝难还礼,思亲免贺年”。三年孝满除服,要请和尚做法事或请道士做道场,超度亡灵。此时可将灵牌、条幅连同孝服、孝鞋一并焚烧,俗称“烧灵”。

  每年清明节、中元节、过年(在年前)都要祭奠死者和祖先。分庙祭和山头祭。庙祭是在祠堂进行,没有祠堂的,就在家祭祀,到墓地上坟。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必须有肉包子和烧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清乾嘉时代的一首竹枝词描写了汉阳龟山、月湖一带上坟的盛况:

     “轿帘开处见双鬟,结伴来从大别山。

     一路纸钱飞不断,大家同是上坟还。”

  从前对于墓地的选择十分注意地势与环境,阴宅风水迷信根深蒂固。为找到一块牛眠吉壤以供亡者安息,并给子孙后代带来好运,要请地理先生审慎勘测,妥而后葬。由于择地需要时日,人死后不能早日入土,停棺不葬者十分普遍,甚至将灵柩停放中堂数年不葬,或迁厝寺观、善堂、会馆、公所的厝屋。久历寒暑,易生朽蠹,兵燹频仍,易遭破坏,不特生者于心不忍,更会影响周围环境。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种停棺不葬的现象在各地逐渐减少。此风减杀的原因有:(1)经过舆论宣传,士大夫劝诫,民众逐渐认识到葬亲只求高旷地与干净土而已,无所谓天星峦头之说。迷信渐为破除,已不再拘于风水时日;(2)因时局不宁,水火兵燹,恐生意外,抓紧举行安葬;(3)政府取缔厝棺,提倡公墓。此俗的革除,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与死人为邻,以停柩为累的不正常现象。

   民国时期,政府制订新式丧礼,但难以推广普及,官方和民间团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对传统丧葬礼俗中影响突出、危害严重的弊端加以禁革。取缔停柩,设立公墓,是政府的禁革措施之一。民国以前,武汉除专葬外国死者的万国公墓和专葬教会死者的教会公墓外,中国人只有义冢而无公墓,义冢管理不善,往往变成乱葬岗,有碍市容卫生。民国年间,一方面加强义冢的规划与管理,一方面学习西方葬俗建立公墓。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公墓条例》,要求各市、县政府于市村附近选择适宜地点设立公共墓地。1929年4月又颁布《取缔停枢暂行章程》,规定所有厝棺和田亩内之坟墓均迁葬公墓。根据这两个文件精神,备省分别制定了实施办法。从《湖北省设置公墓实施办法》和《湖北省取缔厝棺及坟墓办法》的条文看,城市公墓由市政机关设置,各县公墓由县长督饬保长按照实际情况,分保或联合数保设置。公墓用地依(1)公有荒山;(2)公有山;(3)私有荒山;(4)私有山;(5)公有旷地;(6)私有旷地次序选择,若选用私有山地,得依法征收,付给地价。公墓分甲乙丙丁四种规格,主管机关得视其财力选定种类设置之。公墓内分收费区与免费区,免费以赤贫为限。公墓由主管机关雇用管理人员。公墓设置完成后,除法令特许者外,无论何人不得于公墓外营葬。厝棺应于当地公墓完成后3个月内迁葬公墓,外籍厝棺不愿葬在本地者应迁回原籍。在田亩中营葬之坟墓应于当地公墓完成后1年内迁葬公墓,墓主表示不愿迁葬或未遵限迁葬者,得按所占田亩面积课以墓地税。无主之厝棺及坟墓采取平夷、迁并或火葬的办法酌情处理。凡有关古迹名胜及与国家有功绩者之墓不在迁葬之列,并应加强保护。根据以上规定,武汉三镇逐渐建立自由公墓区,并在1934年经湖北省政府决定,兴建公共墓园,埋葬国民政府批准的公葬烈士、乡贤和上层人物。1936年又由武昌市政府决定,筹建了汉阳、武昌两座公墓,埋葬普通市民。公墓的设置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取缔有碍观瞻、污染环境、且充斥风水迷信的厝棺停柩,取缔占用农田、破坏土地资源的坟墓,铲除城市内外的乱葬岗,建立环境幽静、文明卫生、整齐划一、便于管理的公共墓园,这一切,从人们易于按受的方面为丧葬礼俗的进一步变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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