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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云绣里的故事
时间:2012-04-11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说起汉口云绣里,可能现代武汉人知道的并不多。然而要说起吉庆街的大排档,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因作家池莉的小说《生活秀》拍成电影后,吉庆街好吃的名声便一夜传至千里。而云绣里正好处在这繁华的吉庆街的正中。

  雅致的云绣里的名称,好似与“云绣”有关,其实不然。它的得名是当时的德国美最时洋行大供货商孙云乔与他的亲家买办资本家周秀山两人各取其名中的一字组合而成。

  云绣里地处江岸区闹市区,虽处闹市,但它闹中取静,是一个极具修身养性的地方,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它东临大智路,南凭中山大道,西处江汉路,北靠京广线(今京汉大道)。因此,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出门旅行、上街买菜、商店购物、伢们上学、看病就医,哪怕是做礼拜无不体验到一种舒适,一种方便,一种潜在高贵和享受。

  云绣里地处吉庆街中段,虽然与辅义里、辅仁里里分对里分,巷口对巷口,但里面的建筑格局却另藏玄机。辅义里是青砖红瓦,云绣里是红砖红瓦,它们代表着当时建造者不同地域文化的缩影。

  云绣里的建筑年代为1924年,系德国美最时洋行投资,比隔壁的基督教荣光堂还要早7年建设。外部建筑风格有着纯粹的欧式风格,如房屋的尖顶上有成排状的烟道等。据老居民讲:欧战时期德国好多大财团、跨国公司、有钱人为躲避战火,纷纷将资本输出,积蓄资本。美最时洋行就是德国当时在中国的最大的跨国公司,主要从事国外科技产品的进口和国内轻工产品的出口贸易。1918年欧战停息后,同盟国德国战败,经济迅速下滑,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宣布停止支付赔款,所有在国外资本不得不压缩关门,设在武汉的德国美最时洋行也就在这时,在云绣里建成后不久,宣布关门,资产低价转让。云绣里的一半就转让给了美最时洋行在汉做皮革、桐油、白蜡等最大生意的供货商孙云乔,而另一半转让给了曾在美最时洋行做账房后成买办的大资本家周秀山。因孙云乔的女儿嫁给了周秀山儿子做媳妇,故云绣里也就成了这两个联姻大家庭的私人宅院。

  云绣里原有门栋16座(号),与紧邻的丰寿里并不相通。巷子中间有一道隔墙隔开,只有南、西向两个出口。云绣里从1号至16号,丰寿里则是1到4号,“文化大革命”期间,街道居委会将丰寿里与云绣里合并,将云绣里与丰寿里之间隔墙拆除,原门牌号码从1号编号到20号。

  在建筑格局上,其中有一门较为特别,为一井(天井)、一厅、两厢、两室式,楼上楼下,厅堂特别大,装修较为豪华,而其他门栋均为一井、一厅、两室并楼上楼下。

  巷内在装修格调上全部是西式风格,如外道式壁炉烟道从一楼直通屋顶,既有排烟功能,又是一道外墙装饰,相得益彰。所有巷内窗台高近两米,因此站在巷道内是看不到室内的。窗户的设计均为双层,外层为百叶窗,内层为琉璃彩色玻璃窗,五颜六色与隔壁荣光堂教堂的彩窗一模一样,当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揉捏,彩色玻璃已所剩无几。窗台下是墙基的通风口,由于室内全是木制地板,地板下半米为架空层与通风口贯通,用于隔潮袪湿。外墙红砖如果仔细观察可清晰发现有的墙砖上拓有“阜成”字样,不管书写方式如何,其来历我不得而知。

  进入石条修葺的大门是一通天的天井,由于房屋层面较高(每层净空4.2米),12.3平米的天井看起来像个深井,有点阴沉沉的感觉,然而它却是厅堂唯一的采光来源。厅堂内带有黑色花纹的土红色水磨石地面显得庄重气派,原先房间内壁炉先早已不复存在,一则是在大造钢铁的年代时很多家当都拆掉当柴烧了,二则许多门户的厕所也因下水堵塞或年久失修而废弃。现在里弄朝北每栋楼的后门是通的,在修建时各家后门都有个院子隔开,有独立后院。可以想象建设之初的云绣里不管从造价、建设规模和装修程度都要比周边的几个里分要大得多,高得多,奢侈得多。

  靠南边的巷口有一块近半米高的拴马石,可以想象那当年的云绣里高头大马拴石而立,马褂锦衣闲庭巷里,粉黛佳丽脂香里弄,保姆携伢穿行邻里,好一派旧汉口富人私家小巷的生活画卷,而如今只有那拴马石孤零零的屹立在巷口,它那有着拳头大的拴马绳孔犹如大睁着的一只眼睛,每天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它似乎在诉说、期望、观望着什么……

  如今走近云绣里门牌,依稀可见“雲繡里”3繁体字,饱经风霜的房屋骨架还在,曾经的石门、墙砖难掩昔日的风采。但其内部结构,内部状态早已被现在的“急功近利”人们破坏得不复存在。云绣里从建设到现在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它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妇,依旧支撑着疲惫的身躯,养育和呵护着一代又一代儿女成长。

  云绣里巷虽小,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也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1929年冬的一个傍晚,冰雪将至,天空中零零散散飘落着见湿见干的雪花,平日里的黄石路(旧时叫云乔路)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开始稀少,即便是有几个行人,也都是拢着手、头紧缩在脖子里,在昏暗的吉庆街口路灯映射下,行色匆匆的从云绣里前一晃而过。

  这天,有3个衣着简朴、二十挂零、提着简单行李、脸庞冻得有些微红的姑娘来到云绣里巷口,她们环顾四周后,便轻轻敲响紧挨在巷口的1号大门。

  此次前来的三姊妹是由党组织安排,从洪湖苏区辗转来到汉口开展地下党组织活动的。年稍长的叫陈兰,年轻的一个叫陈慧,是陈兰的亲妹妹;另一个则是陈兰的堂妹叫陈克勤。她们的父辈都是同盟会会员。陈兰的母亲很开明,率先参加妇女放足运动,曾典卖陪嫁首饰捐资兴建木兰学校。三姊妹受家庭熏陶,从小追求进步,在中学读书时,常参加秘密的革命活动。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她们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导员的四哥陈作翰介绍,她们一同进入武昌南湖学兵团学习,尔后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受训。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三姊妹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黄陂县城坚持斗争。1929年,又一同前往洪湖苏区参加土地革命。在此期间,他们常以野菜菱角充饥,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锻造了她们坚忍不拔的性格,追求真理的品质,敢于斗争的勇气。

  开门的中年男子名叫陈华,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巡视员,见到是自己的未婚妻陈兰十分高兴。陈兰早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子队受训时,就被担任政治教员的陈华儒雅、健谈、敏锐所吸引,陈华言传身教,陈兰虚心好学,两人在你来我往中逐渐擦出了爱的火花。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俩为了革命的事业,只能劳燕分飞,毅然的投身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这次,分别了两年的恋人终于再次聚首,千言万语化作了一句无言的拥抱,站立一旁的两个妹妹既羞涩又高兴的佯装温怒将这对情人推进了云绣里1号。就在这年底,陈兰与陈华正式结为伉俪。

  然而,喜事并没有让这对新人沉浸在过多的幸福之中,随着革命进入低潮,武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活动达到了巅峰,许多在汉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1930年秋,由于叛徒宋惠和(即周大烈)的出卖,陈氏三姊妹和陈华等6名革命同志遭到敌人的逮捕,所幸叛徒宋惠和对云绣里1号秘密据点不甚了解,6名被捕的地下党员入狱后很快得到了在汉的党组织营救。

  出狱后,为避免地下党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上级立即指示陈华、陈兰尽快清理党内叛徒,撤除云绣里1号这一秘密据点。并由陈华具体负责策划处决叛徒的行动。

  这天华灯初上,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方案,陈华夫妇召集陈慧、陈克勤以及另外3名地下党的男同志参加行动,以介绍女友为名,邀约叛徒宋惠和到云绣里1号楼下碰头,择机行动。

  晚9时,宋惠和如期而至,陈兰牵着亲妹陈慧的手大门口见过了宋惠和,望着亭亭玉立的美女,宋惠和有些发呆,戒备之心早已去了大半,于是他竟厚着脸皮忘乎所以的挽着陈慧的腰往里屋走去。

  进得屋内后,陈华见时机成熟,用眼神传达了动手的信号,埋伏在屋内的同志很快将叛徒宋惠和拿下,因不能使用枪支,只能用小刀刺向叛徒的喉咙,众人见叛徒倒地后没了生命的迹象,于是陈华迅速带领地下党一行7人撤离了云绣里,来到了江边,上到了事先定好的日本轮船“当阳丸”号的大餐间上,等待去上海的轮船离港。

  谁知天有不测,也许是宋惠和命大,也许是他在装死,在地下党人撤离后不久,受了重伤的宋惠和挣扎着爬起,用室内的东西砸向窗户玻璃,响声惊动了楼上的邻居,邻居随即报警,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大批军警赶到,就地对叛徒宋惠和进行了包扎施救,并让其带领直奔码头。于是大批军警封锁了车站码头,并包围了“当阳丸”号,在叛徒宋惠和的指认下,除一叫龙从启的地下党员混入大统仓得以幸免外,陈华及陈氏三姊妹等6人全部被捕。

  1931年初的一个大早,汉口江汉关的上空乌云滚滚,东去的江面上斜杀出一缕阳光,它刺破了乌云,穿过了江堤上茂密的杨树,铮铮地钉在了江汉关那高耸的钟楼上。当时间指向8点时,陈氏三姊妹和陈华等6名志士仁人在江汉关前英勇就义,围观的人群无不为之动容……

  云绣里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缩的小社区,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居住在里分里各个小家构成了一个“大家”,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开一扇大门,同走一个过道、甚至同用一个灶台,各自奏响着生活的进行曲,书写着独特的里份文化。

  解放前,随着经济的萧条,战事不断,云绣里与众多的里份一样,原住民悄悄发生变化。部分家族成员为了生计不得不将宅邸分户、变卖、抵押、转让,或就地改造,将房屋厅堂、厢房改成适合租住的套间、单间,分租给其他租住户。有的干脆豪赌,如孙家之后一夜之间输掉一个门栋,而周秀山之子周德才在武汉临近解放时一口气就卖掉了8栋门户,社会的动荡使原有的家族式居住形态发生了彻底改变。云绣里从此开始有了外姓人渗入,里分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原本静得瘆人的弄堂也平添了几分热闹。

  在旧武汉,要能住得上弄堂里分的人家至少得是有固定收入,这在租界房产尤为明显。否则,无法交付每月到期必须缴纳的房租与房捐就要被房东逐出。因此,最先搬入云绣里的几户人家实际上是些小资本家、高级银行职员、发迹的暴发户、律师等。1938年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有钱人携家眷逃离,部分房产再次易主,更多的外来户进入,云绣里有一半房产已不再与原房主同姓。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云绣里一些房产被收为国有,部分门栋直接拨给了国有单位和企业,如空军驻武汉部队、市建筑总公司、中南电力总公司等,其他剩余的门栋则由市房产局作为公房向租住户出租,除部分原租住户得以保留外,云绣里再一次迎来了一批新的居民,原因是市房管局对云绣里门栋内的房间再次进行了隔断、分间,使许多原本20多平方米的厅堂、套间隔成了10余平方米的房间,使较为宽松的门栋开始拥挤起来,最多的一个单元门栋竟住进了10家,巷里从此开始传出了不同的、来自各地的、有城市有乡下的各种声音。

  云绣里在武汉的里分中可位列中高档里分。住在这里的人们无形中有种自傲的情结,就连小伢们似乎也懂得少与其他巷里的伢们玩耍。巷里的热闹劲有着明显的时间段和季节段,一是小伢们放学后特别是傍晚时分,伢们三五成群,女孩子们跳着橡皮筋,男孩子们则玩着弹珠、跳房子等时尚的游戏,俨然把巷子当成学校的第二操场,直到在大人们吃晚饭的吆喝声中结束,晚间又恢复到以往的平静。而到了秋凉和冬季,整个巷子基本无人,各个门栋关门闭户,特别到了是在晚上掌灯时分,侧耳听到的是巷内人家回家时走路发出的脚步声,紧接而来的就是沉重的大门吱吱呀呀的关闭和上闩落锁的声响。

  巷内人家的自傲并不影响邻里之间情感的发展。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困难,云绣里的居民和所有的人们一样,日子也是非常难熬的。就是“有钱”人同样也过着锅铲叮当响的日子,以至于云绣里那些有老底子的人隔三差五就要往黄石路口、中山大道上的当铺里跑。弄堂里的房子,七八家共一个厨房,谁家过的好,谁家过的差大家是一目了然。最典型的是你看各家锅的损耗,由于缺油,锅铲在铁锅上干掷,铁锅自然就被磨得快,有的人家一年要换好几口,而当那位炒菜把铁锅最后磨穿的男人向女主人报告时,女主人心痛得总会唠叨声几天,因为他们又得拿钱去添置一口新锅。在计划供应年代,邻里之间也有互帮互助的情形。比如家大口薄人口多的像布票和公分券就多,就与他人交换粮票和其他票证,大家互通有无。邻居间有当医生的,有当老师的,也有卖菜的,当然也有在商场做事的,都可沾着点光。一般情况下,哪家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既搞好了邻里关系,又分享了自家的成果和手艺,无不是件快事。记得巷里有户人家有人在老通城旁边做事,对老通城的买卖了如指掌,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老通城去淘点下脚料,小日子过得让邻里羡慕。有天他突然跑回巷子,告诉妻子说:老通城出了一道新菜叫“鱼杂汤”,很便宜,很实惠,一角钱一大碗,内容很多,味道也好,只是每天下午4点后才卖。他老婆很快将消息传给了邻里街坊,于是好多人就拿着锅碗瓢盆到老通城去排队。那“鱼杂汤”我吃过,全是鱼的下脚料做的,里面还有鱼肠等物,放到现在肯定没人吃,不过那鱼汤味道还好,姜葱酒料下得很重,只是吃后略带点苦味,在那个年代能够吃上这很正宗的“老通城”的特种菜已经是件很幸福的事了,买到“汤”的人们脸上无不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穷过渡时期影响了邻里之间的交往,由于人们的过度节俭,以至于所有公共地方,公共设施会发生自然退化,“公共”会被“私人化”所取代。由于房屋所限,公共的过道、厨房、厕所,还有水、电的耗用计算的分摊等,弄得不好就会成为邻里之间矛盾的导火索,人们只好在办理、协商、谦让或另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是便有了灶台上的千盏灯,煤气坛上的万把锁,人头上的“半个人”(指在计算人均分摊水费时因某户有人工作需要一月中有一半时间不在家,或不满3岁的婴幼儿只算半个人),过道中的半边道等千奇百怪的生活场景。

  “文化大革命”初期,随着所谓“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运动的爆发,人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云彩。云绣里住户中,那些曾经是解放前的有产者、资本家、达官贵人们,在这场革命中只有萎缩到一隅、一房而栖居。然而就是这萎缩和栖居的生活,也并没有让他们逃过被“二次革命”的命运。1966年八九月份的一天,巷子里革命口号震天价响,人声鼎沸,一大群身穿军绿色服装、手臂上佩戴着红色袖章的学生,簇拥着几个面熟的“干部”模样的人来到巷里,轻车熟路的直奔几户人家,不容分说将那几户“二次革命”的大人和他们的小伢全部聚集到天井里进行训话,一群带袖章的红卫兵们打着“扫除一切封资修”的旗号,不由分说地到这些住户家中进行了所谓的“大清除”,把他们家中的一些较古旧的家私往外抬,其中有太师椅、八仙桌,镂雕床、梳妆台等,林林总总,坛坛罐罐,把个小小的巷子搞得个像荒货卖场。随着堆满杂物的大卡车的绝尘而去,被抄家的几户人家绝望的瘫坐在地上……就是在红卫兵们在对云绣里部分住户抄家的当天,紧挨着一墙之隔的、黄石路上的基督教堂——荣光堂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革命风暴,使得云绣里的邻里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平日里一点小事很可能就会发展成“上纲上线”的大事,有的邻里间甚至出现你揭发我、我举报你的恶性循环。当然,暴风骤雨过去了,一切又归于正常。特别是夏天在巷内过三伏。一到傍晚,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过去,人们被闷热的空气从房间逼到巷里,各家各户,几条竹床,几块木板,有的干脆几张板凳,男女老少或躺或坐,其乐融融彼此间打着招呼,谈着国事,谈着菜市,但绝不会谈及个人或别人的家事,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因为大家知道,巷子虽小却鱼龙混杂、人各有志,底细不知,接近了就难免会生是非,一不小心就会惹出巷子风波来。大家在热情中保持着距离,在交流中提溜着防范,在言谈中矜持着几分审慎。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较为明显,它全然是因为小巷曾经发生的故事,给巷里人带来的无尽伤痛,人们是难以忘怀的。

  我虽不是本地出生,但在云绣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直至中学下放农村前。对云绣里的一砖一瓦都特别熟悉,有着一份特别的感情。因母亲生我是一对双,从小穿一样衣服,小哥俩在巷子里玩时就倍受大人们的爱慕和关注。

  记得学龄前,我们小哥俩与同巷子的小玩伴玩躲猫猫游戏,哥俩跑到隔壁家楼上的阁楼里躲了起来,也许是玩得太累,疯得太很,在长时间不能出声(怕小朋友找着)极安静的情况下,小哥俩竟在阁楼上趴着睡着了。这一觉便从中午一直睡到傍晚时分,全然就像睡在自家一样,当然也全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后来听母亲讲,她动员了全巷子的大人们各自在楼上楼下、在自家里翻箱倒柜的到处找,还有保姆敲着铜锣沿着吉庆街到处喊,直到天黑才被隔壁的大人在阁楼上找着。自那以后,我们小哥俩的野性才有所收敛,再也不敢随便往别人家里跑了。

  云绣里每到伢们放学和周末就成了巷子里最热闹的时段,巷子里只要有小伢就一定是小孩子的天下。在这里,游戏是从来不缺花样的,也不缺人员,不管玩伴多少,随行而就,而且时常翻新,在玩具十分匮乏的年代,有些小游戏、小玩意还真能体现伢们的创造和智慧,而且四季分明。比如:春天的风筝,夏天的冰棒棍子,秋天的蛐蛐,冬天的滑冰、堆雪人等。当然也有分年龄层和性别之类的游戏,小男孩子喜爱玩的“官兵捉强盗”,女孩们则喜欢打沙包、跳房子等,玩时在巷子地上用粉笔划出格子就是游戏的开始。游戏体现了孩子们的童真,我们就是在这些游戏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锻炼。比如“跳房”可以锻炼平衡能力,“打沙包”可以锻炼反映能力,“丢沙包”(有的地方称抓石子)可以锻炼眼手协调能力,而“叠罗汉”(有的地方称骑毛驴)却锻炼了我们的负重力和弹跳力……

  也许是受巷子的局限,云绣里的孩子们普遍都喜欢闷在家里玩,猴在巷子里“嬉戏”,很少有人能在巷子外面玩出个名堂来的。小伢们在巷子里窜,最多也只会到巷子口,这可能源于大人们从小对伢们的严厉教育和恐吓有关,说是“出了巷子口,麻胡子就叼走”,所以巷子里的小朋友的玩伴基本上就是固定的那几个,彼此间都非常熟悉了解,大人们也因此较为放心,小伢们在游戏中从来不会出现闹得红脸或不欢而散的。

  最能体现巷子伢特点的要属“文化”类游戏。云绣里墙壁上的红砖一块接着一块,正好成为孩子们天然的“黑板”,长长的墙壁上成了孩子们无尽遐想书写和涂鸦的天地。比如:汉字成语“接龙”游戏,几个小朋友你一词,我一句的往下书写,后一句字首必须接前一句尾,接不上的就得认罚,或输点小玩意,或写上自己的名字,后面再画个小王八,最后以小王八多少定输赢。起初大人们看不懂,因为没有断句和标点符号,好奇大人读起来还闹些笑话,我曾看到有这样的字样:“既往不咎你屁股舞人心安理得意洋洋……”,看半天弄不懂其意,又看似面熟,多润一下才恍然大悟,这一短短的小句竟包含了五个“成语”呢,当然错别字就不能强求了。再就是涂鸦游戏,偌大的墙面经常被孩子们用各色粉笔画得是花里胡哨,把个长长的巷子拦腰处装点得另有一番情趣。

  我想只要是在小巷里长大的孩子都有这样的“巷子游戏”的经历,他们或玩出了快乐、或玩出了高雅,玩出了不一样的文化,也在不经意间玩出了受益一身的能力“开发”。

  儿童的游戏是富有想象力的,孩子们在游戏中投入了情感,表达了童真,体现了童趣,得到了锻炼。他们在玩游戏中全然不会把游戏当成“游戏”,去肆意游戏,因为他们是认真的,他们会自觉的遵从游戏的规则,在真挚的游戏中获得在课堂中无法获得的人际关系的再教育。

  如今,时过境迁,那些曾经玩过、曾经快乐过的儿时游戏很可能将永远只会停留在居住在云绣里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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