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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坟”——汉口打码头的具体见证
时间:2018-05-26 来源:韩少斌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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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部分砖砌圆沿的张公坟

在汉口,汉水沿岸的30余个码头中,宝庆码头是鼎鼎有名的,也是最有传奇色彩的。宝庆码头并非只是一个码头,还包括邻近码头、从河岸向陆地纵深半里、上下一华里的区域。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永宁巷、宝庆一巷至九巷、板厂一巷至九巷等三街一十八巷。汉正街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民国年间统称为“宝庆码头”。从清朝嘉庆年初开始的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这里都是湖南人聚居的码头和街区。随着武汉城市改造的步伐加快,从2014年起,旧城改造也波及到宝庆码头,居民陆续搬迁,至今这片区域已拆成一片空地,宝庆码头之名即将成为历史。

正是因为拆迁,一座没有任何记载,靠当地居民口口相传保留的坟茔——“张公坟”浮出水面。张公坟位于原宝庆公坪彭公祠前,据说拆迁前坟上还盖有二层小楼。如今的张公坟,湮没在杂草丛中,坟上没有封土,甚至有些塌陷,仅有维修过的部分砖砌圆沿存在。

张公是谁?有人说是一个剃头匠,新化白溪人;有人说是船工,甚至还有人说张公不姓张,姓段。一个无名小人物;何以受到宝庆人的礼遇呢?

一、 宝庆和毛板船

宝庆府是湖南省邵阳市旧称。南宋宝庆元年(1225),宋理宗赵昀登基,用年号命名自己曾领防御使的封地,把原邵州升为宝庆府。至清代,宝庆府辖武冈州及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辖境约为今邵阳市、武冈市及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新宁县、新化等县与城步苗族自治县)。

宝庆府境内资水,源出广西资源县,与漓水同源,以“清”著名。资水流域物产丰饶,木材、楠竹、煤炭、桐油、土纸、锑品、熟铁、石灰、毛皮、茶叶、药材、土布、生漆竹器和猪羊、玉兰片、白米都靠河运外销。但资水流域山高谷深,滩多险峻,劳动号子“过滩谣”如是形容:“哦嗬喂——资江水上一百零八滩哪,船拐子过滩像过鬼门关哪。闯过去的算你狠罗,死在滩上嗷——是条好汉哪!”

邵阳至新化不过120公里,但陡崖夹峙、水流险急,竟有百余险滩。撑船人一路斗滩战险,命悬一线,葬身激流者不计其数,故有“撑船人死了没埋,挖煤人埋了没死”之说。每年桃花汛下水,每次都会集合几十条船,一路劈波斩浪,浩浩荡荡,蔚为壮观。遇激流险滩时,各船接龙抢渡,将物产和身家性命都押在薄薄的船上。由此也形成敢霸蛮、不怕死、愈挫愈勇、一起“打湘帮”、抱团打天下的性格。有了一条资江,才有宝庆商帮的辉煌。

宝庆商帮有自己独有的运输工具——毛板船。据《新化县志·大事记》(1996年版)记载:“清嘉庆四年(1799年)洋溪船民杨海龙对”三叉子“木船进行改造,首创毛板船,运煤外销,新化毛板船自此始。”洋溪杨家边的船户杨海龙,赊购一条“三叉子”船(吃水浅、船肚大,利于水浅滩多的河道航行),运煤到武汉去卖。煤炭赚了钱。因船已破旧,返航颇费时日,看见汉口木材昂贵,遂拆掉木船卖了木材。杨海龙轻装回乡,还清了赊帐,剩下的钱买煤和造新船都有了。既然船到汉口可当木材卖,就索性省工省料,按载煤的特点,改进“三叉子”,造成“毛板船”。

毛板船与普通船的外形是一致的,由敞口船舱、四根桡橹、桅帆等组成,船舱由4个挡板分开5格,很简陋。用来造船的木板,都是刚锯开的松树毛木板,木料粗大,用马钉(一种外形似大括号的大铁钉)钉好,不加整修,在板与板的缝隙处抹些桐油石灰浆防漏,船表不上桐油,船体很毛糙,故称“毛板船”。毛板船制作简易,造价低廉,因不结实,碰上礁石即碎裂,但装运量大,一船可载120多吨煤,最多的可载200余吨,主要从邵阳(宝庆)运到汉口或长沙。毛板船对季节要求比较高,发大水才能起航。一船煤运到汉口,可获成本5倍以上的利润。如果启航10条毛板船,只有3条能到汉口,都还有赚头。杨海龙就是依靠毛板船,才在十多年间积资数十万。

“毛板船”的不断改进,推动了资水沿岸的采煤业蓬勃发展,极盛时资水流域运煤船达到两千艘以上。那个时节,资江发大水时,一夜之间,毛板船便蔽江而下,船工唱响的《资水滩歌》在河面上飘散,“呜……嗬嗬,嗨……嗬!毛山毛树锯毛板,毛钉毛货毛板船,河水一发人上劲,四根桡橹闯江天……嗨……嗬……嗨!”毛板船启动了资江流域巨大的商机,带来了深厚的文化与商业资金积累。1962年,柘溪水电站大坝建成,资江水运走向衰落,毛板船时代才最终结束。

二、新化人的第一县城

宝庆人早在明代就在汉口经商,至清乾隆时期越来越多,但宝庆人没有自己的固定码头,生意总是受到制掣。毛板船的兴起促进宝庆商帮的形成和发展,因一次运煤不必返航,船到达目的地后,船体拆下把木板与煤一同销售。因松木耐水浸,敲掉船身上的马钉,船板色泽没变,新木板还散发着淡淡的松木香,销路很畅。由此在汉口形成了一种新行业——船板拆旧业。商用毛板船运煤来汉供应铁厂,经煤商呈报汉阳县批准,在月湖堤河沿设立湘邵帮毛板公所,由公所司事人员凭卖煤税票代客卖船。一些在汉的湘邵籍人凭同乡关系,专买船拆板为生。

19世纪初陆续踏足汉口的湖南木材商人,通过省内的湘、资、沅、澧四水,将木材运至汉口及汉阳鹦鹉洲等地,供各地商家选购。实力极盛之时,号称“五府十八帮”。“五府”即长沙、常德、衡州(今衡阳)、宝庆和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5个主要木材产地;“十八帮”则为各府内再按地域划分的小组织,从鹦鹉洲头起,分别有上安化帮、上宝帮、上长衡帮、常德帮、敷圻帮、白水帮、祁阳帮、辰帮、沅帮、下长衡帮、二都帮、同利帮、下安化帮、曹家帮、清埠帮、下宝帮、歧埠帮、洪埠帮。

据美国学者罗威廉在《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一书的研究,由于装载木材的大驳船在汉阳鹦鹉洲停泊、装卸更为便利,19世纪40年代,这个长江边上的沙洲,在地区间大宗廉价木材贸易市场中的重要性,赶上并超过了汉口沿岸。而真正让它进入黄金时代的,是湘军从太平军中手中夺回武汉三镇后,计划建立和训练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他们需要就地采购大量的木材。随后,清廷废除实施多年的禁海令,刺激了航海帆船的大规模生产,湘军集团领袖发起的洋务运动,又让国内的矿山开发和近代工业得以迅速起步,对木材的需求空前强烈。宝庆帮等湖南“五府”木材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鹦鹉洲大展拳脚。后来,洲上人烟日益稠密,居民逾万,三分之二是湖南人,尤以宝庆人最多。为保身家财产安全,共同捐资,在鹦鹉洲的洲脊上修建了著名的鹦鹉堤,又先后修建湖南各帮会馆28座之多。武汉人因此称鹦鹉洲为“小湖南”。

白沙洲是武汉地区最大的竹木集散地,各地客商来此经营也以湖南客商为甚,湖南客商最初租居白沙洲,人员倍增后便移居岸上,填墩盖房。大户人家则在岸上建祠堂,有陶家祠堂、唐氏祠堂等;各商户又以籍贯为依托建会馆,著名的有祁阳会馆、益阳会馆等。

在汉口,宝庆商人更是叱咤风云。在常住宝庆码头的湖南籍人口中,以宝庆人为主,其中又以新化人居多,这种现象在全国都少见。例如不足两百米的宝庆正街,竟衍生出两街八巷,分别是宝庆二街、宝庆三街、宝庆一巷,宝庆二巷至宝庆八巷!岁月悠悠,追溯起来,宝庆街形成已逾二百多年。

嘉庆初年,宝庆人在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开建宝庆码头。道光末年(1848年左右),宝庆码头一带已聚居了数千人,在帮主何元仑倡议下,帮众共同出资创建了宝庆会馆,主体建筑前后三进,为汉口气派豪华的商帮会馆之一。民国初年还兴办有宝庆小学,并参与资助湖南会馆开办旅鄂湖南中学(1953年拆除宝庆会馆,今板厂二巷处)。

何元仑死后,其三弟何老三继任会首,其后会长由绅士选举产生,依次为何征辉、龚希平、邹永延、艾菊庭、邹佛愚、刘汉光、刘国馨、邹光表等人。甲班公会,负责各栈行装卸;乙班公会,负责装卸纸张等,赚钱比甲班少些:丙班公会,负责装卸煤炭等脏活,赚钱更少。1936年,宝庆人重建宝庆会馆,地址在今宝庆正街57号,它是一栋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年高德重的刘义发和其他几位老者,共同主持会馆事务。

宝庆码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尽管地处大都市武汉,远隔新化县城上千里,但抗战前的居民已达四、五万人,且80%都是新化人。当时新化县城只有3万人,所以人称宝庆码头为“新化第一县城”。

三、“打码头”——打出来的码头

地方史专家徐明庭先生说:所谓“打码头”,是武汉码头文化的一部分。晚清、民国年间,码头业地缘关系非常重要,帮头在取得码头搬运权后大都喜欢在家乡招募工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乡帮。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的争夺。为争夺码头,汉口历史上多次发生械斗,各方都以重金交通官府,乃至搬请本地在朝大员出面,演绎一幕幕打码头的活剧。码头之间,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也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流血械斗。从中可见在汉口谋生的不易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

湖南人素以“霸蛮”著称,凡事不服输、不信邪,做事不屈不挠,这种精神同样渗透到宝庆商人的血液中。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另有民谣:“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湖南各府各帮的商人,平时独立经营,也有各自的码头、行栈和会馆,一旦遇到其他商帮竞争,就会团结起来,共同对外。这当中,势力最强的就是宝庆帮。

早先,宝庆人在汉口汉江边辟有码头,由于宝庆人返乡时间长,没留专人看守,码头经常被其他帮派占用。这当中,财大气粗的徽帮是重要的对手。为独占宝庆码头,宝庆商人和帮徽在长达百余年时间里,械斗不止,死伤无数,最终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有3次: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中叶。当时,宝庆帮与徽帮正争斗中,正巧新化(时属宝庆)籍翰林侍读学士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徽帮阻其座船靠岸。宝庆帮何元仑便游说刘光南,刘便通过自己的权势,多方斡旋,最后以射三箭的方式,划定了宝庆码头上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并亲书界牌,官府具文存档,指定何元仑等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统统赶走。这三箭之地奠定了宝庆码头的地位。然并未平息争斗,徽帮并不服气,联络了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以武力夺回码头,几次械斗后宝庆帮落入下风。

第二次发生在咸丰六年(1856年)。时湘军正与太平军激战,宝庆人又游说刚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湘军将领刘长佑(新宁人)邀请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湘军著名将领)到宝庆码头。湘军两位大将在宝庆码头把酒临风,两旁兵将如林,盔甲闪闪,旗帜猎猎,其势其威,足成震撼,史称“丙辰盛会”(农历丙辰年)。事后,何元仑趁势操练人马,准备随时寻衅徽帮。徽帮不甘势弱,也暗中教习武功,率先袭击宝庆帮。此战最终以徽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机扩大地盘,横扫江岸,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归宝庆帮。成为宝庆帮的最鼎盛时期。

徽帮武斗不胜,第三次改成文斗。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徽帮倚仗李鸿章的影响,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汉阳知府程庆煌以清查地契为由,驱赶宝帮,彭澧泉聚众抵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据说打跑县丞,打断了巡检司的腿子后,又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程庆煌受贿,并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知府眼看不好收场,想出一法,将练武人用的铁靴烧红,两帮谁有人敢穿红铁靴走上三步,码头就归该帮。徽帮无人敢应,宝庆帮一位剃头匠张某挺身而出,穿上烧红的铁靴,走了五步倒下。从此宝庆码头归属再无争议。但彭澧泉仍以殴打官差入狱,最后死于狱中。新化作家邹息云撰著的《毛板船与宝庆码头》一书也如是记载:“为保护宝庆码头,一个张姓剃头匠自告奋勇,穿上烧红了的铁靴走了五步后倒下。最终,官府将码头判给宝庆帮。据说码头上曾经建有张公祠。”

宝庆码头处原有宝庆公坪,初为煤栈附近的一块空地,是煤炭交易和码头工人休息活动的场所。1892年,为纪念彭澧泉等人,宝庆会馆在此修建彭公祠(故址在公坪巷25号),供奉彭澧泉、张公等人和死殁者牌位,每年清明都来此祭祠扫墓,放鞭炮、玩龙灯,非常热闹。然彭公祠毁于抗战,但张公坟一直在寸土寸金、人来人往的活动场所及密集住宅旁保留着。为什么没有迁移到宝庆帮在汉阳邓家岭购置的坟山墓地中去呢?答案很简单,张公得到了大多数宝庆人的景仰。

张公坟进入人们的视线后,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人现场查勘,认定张公坟为清代墓葬,是汉口码头文化难得的实物见证,是打码头的最好见证,也是湖南人移民汉口的根系所在。此墓对于武汉城市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要求有关部门予以保护。

(作者:韩少斌   原载《武汉春秋》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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