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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荡西迁存续民族工业命脉
时间:2015-09-10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1938年初至武汉会战期间,440家工厂和10万吨设备从武汉迁到抗战大后方,成就“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

        ——《为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8月2日,位于武汉市石洞街纸金路的白云洞风景区里,一座高达10米、重约3吨的巨型“汉阳造”步枪造型雕塑前,不少游人在拍照留念。

        游人们惊叹于“汉阳造”留名百年的世纪光环,却鲜有人知,70多年前它经历了怎样的颠沛流离。

        战火逼近。1938年初,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业开始大举内迁。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等数以万吨的机器设备和上万员工,在战局日趋紧张和交通异常困难的形势下,冒着日本飞机的轮番轰炸,踏上了艰险漫长的西迁之路。几个月时间,即迁出440余家工厂和10余万吨设备物资,湖北近现代工业的主体部分基本得以迁出。

        亲历了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场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动迁坚决    武汉工业大撤退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前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以及后方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

        经过多方努力,江浙、河南、山东等地向武汉迁移工厂170余家,使武汉的工厂总数达到约700家。武汉在国内战时工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当时中国政府控制下的最大工业城市和战时经济中心。

        然而,短暂繁荣很快遭到破坏。进入1938年,随着正面战场军事上的节节失利,武汉形势顿告紧张,战火迫在眉睫,日本飞机对武汉的轰炸日趋频繁,武汉三镇12%的工业相继被摧毁,汉阳铁厂、裕华纱厂等重要企业均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此背景下,鉴于长期作战的实际需要,以及上海工业惨遭破坏的教训,国民政府把抢救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业,作为一项紧急任务提了出来。武汉、大冶等工厂奉命速迁后方。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徐凯希认为,发达的工业体系对于维持国力和军力必不可少。就当时工业体系尚显薄弱的中国而言,全力抢救晚清以降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保护好有限的工业资源就显得更为重要。

命途多舛    艰辛密布西迁路

        内迁伊始,上有日本飞机轮番轰炸,下有江河山川阻隔,西迁之路,备尝艰辛。

        棉纺织业是湖北内迁工厂重点所在。直到1938年8月5日,最高当局下令限期拆迁武汉的纱厂,震寰纱厂才决定迁往四川。经四处奔走,雇到几艘木船,仅能装运纱锭1万枚,其余1.6万枚纱锭不得不改由陆路运往西安,另有250台布机及全部传动设备无法运走。

        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机器设备分为两批运出,一批通过宜昌运往重庆,另一批则运往湖南辰溪。汉阳兵工厂奉命改为兵工署第一兵工厂。

        1938年4月,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率领上海华成电器工人负责拆迁2500千瓦汽轮发电机及锅炉。此外,资源委员会还派遣了4名在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实习回国的工程师前来参加拆迁。

        1938年7月26日,九江失陷,武汉周边形势进一步恶化。汉阳铁厂的拆迁持续了3个多月,拆迁工人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隙,陆续拆卸汉阳铁厂材料3万吨,重要设备1187件。

        所有拆卸设备、机件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运输股负责运输。该运输股在汉阳铁厂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汉阳铁厂内外一切运输及相关技术事宜,一组负责管理由汉阳至四川新厂沿途船舶运输及水道技术等事宜。

        在汉阳铁厂的拆迁搬运过程中,日本飞机轮番前来轰炸,轮驳遭其毒手者不可胜数,参加拆迁的员工随炸随修、随修随炸,直到10月21日武汉撤退前夕为止,凡是认为可以利用的重要器材,大部分拆卸完毕。

溯流而上    川江成为生命线

        1938年10月,武汉告急。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宜昌的大批人流物流,亟待被转运到大后方四川。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

        自古以来,水路交通是入川最重要的依仗。从宜昌往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所有上行的大轮船,到了宜昌必须等候换载川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穿过三峡前行。

        长期研究这段历史的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复胜介绍,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此时,日军已开始向宜昌进发,宜昌城头顶不时有日机盘旋。这意味着,在短短40天的时间里,要把滞留在此的人员和战略物资撤退到后方。

        一边,是武汉方向的决死抵抗,以争取最后的撤退时间;一边,是宜昌方向,抢运人员和物资。力挽狂澜的是民生公司,关键人物则是卢作孚。

        时年45岁的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创办人,将公司经营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战爆发之后,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主管水陆运输。

        1938年10月23日,当卢作孚临危受命火速赶到宜昌时,这里正是人心惊恐,极度混乱之时。

        卢作孚连夜召集技术人员开会,制定出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三段航行法”,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三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来调整马力、船型、速度合适的轮船分段航行运输。

        据此实施,人员全部运完,设备器材运出三分之二。

星火燎原    工业国脉耀千秋

        从武汉到湖南、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和四川乃至云贵,大批难民安全转移,他们中有不少是工程师、工人、医生等后方急需的各类人才。他们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战的胜利及后来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史料记载,武汉大撤退抢运出的企业包括,兵工署22厂、25厂、金陵兵工厂;钢铁工业系统的钢铁迁建委员会、周恒顺机器厂、汉阳铁厂等;能源系统的中福煤矿等;轻纺系统的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

        凭借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服装厂,每月生产大量军需和生活物资。

        201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在报道这段历史时评价:“当年,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大量战略物资器材设备和专业人才被安全转运后方,保存了中国工业命脉,为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的恢复和解放以后民族工业体系的重建打下了基础。

        2008年3月开馆的重庆钢铁集团厂情馆,用大量实物、照片、档案,记录了从汉阳铁厂一路走来的百年风云。

        重庆钢铁集团的前身,就是汉阳铁厂。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决策建起了著名的汉阳铁厂。抗战时期搬到重庆的,几乎是汉阳铁厂的全部家当。

        新中国成立,1952年,重钢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并用它铺成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参与筹建厂情馆的重钢档案处温勇耀介绍,如今的重钢集团,已整体从大渡口老厂区搬至长寿区,开启新的征程。

        而当年从武汉撤退的武汉纱厂等纺织企业,保存了武汉纺织业的有生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们陆续回迁武汉,令武汉一直成为全国著名的纺织和服装产业重镇。

        迁至湖南辰溪的汉阳兵工厂,抗战胜利后部分留在当地,解放后国家据此在当地兴建了军工基地;部分回迁至武汉,解放后成立了著名的3303工厂。

        抗战期间保留的民族工业火种,在抗战胜利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浩荡燎原之势。

        (原载楚天都市报2015年8月15日T02-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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