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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饶家驹1938年在汉建难民区
时间:2015-09-28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饶家驹肖像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法国神父饶家驹在汉口建立难民区,收留被日寇轰炸后无家可归的难民。

        此前一年,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时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安全区”在上海诞生,据专家估计,那里共收容了约30万难民。此后,饶家驹将“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州等地。正是受他的启发,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建立了国际安全区。

        现有文献中,关于饶家驹建立汉口难民区的资料仅有只言片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苏智良教授研究上海难民区十多年,刚完成一篇关于饶家驹与汉口难民区的论文。日前,他为长江日报记者讲述了饶家驹的故事。

设立之初,曾保护7万多难民

        1938年7月以后,武汉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开始组织市民疏散到后方。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市民无法被疏散——有些工商业者不愿抛弃辛苦积攒下的资产,有些市民拖家带口、无处谋生,有的市民不愿意疏散到乡下,还有些老弱病残孕者经不起长途奔波。

        饶家驹决定借鉴“上海模式”,在武汉设立一个难民区。1938年10月19日,饶家驹应国民政府之请飞往重庆,国民政府高层委托他全权负责在汉口设立一个与其在上海、南京所设相同的难民区。

        10月21日《申报》报道,饶家驹在20日“已获得中国政府之谅解,将汉口所有现时租界及过去租界,一律改为非武装区域。此项区域,日方已同意不加攻击……此项计划之成功,使汉口可以避免不必要之流血。”22日,饶家驹向《申报》记者表示,孔祥熙、王宠惠等都赞同在汉口设中立区,孔祥熙还答应筹给经费,各军事当局也表示将妥善保护汉口的避难人民。

        25日早晨,汉口难民区正式成立。难民区由国际委员会负责管理,饶家驹担任临时主席,办事处设在金城银行大厦。据文献记录,武汉沦陷初期,难民区共收容难民7万多人。

被迫迁至硚口,饶家驹阻止日军闯入

        汉口难民区成立之初,区内中国人完全解除武装,日军不允许士兵随意进入。但到了10月28日,日军突然要求将安全区内的难民移出,以便进驻军队,所有中国难民自29日起要迁至汉江上游的一个新区收容。

        有外国人在28日看到日军残忍杀害中国俘虏及平民,这引起了饶家驹的警觉,他担心难民迁到新区域后,南京大屠杀的惨剧将会重演。

        11月1日,难民开始迁入日军指定的区域。难民听到饶家驹让大家迁入新难民区的话时,都很惊骇,怀抱婴儿的妇女哀求饶家驹不要迁移,以免受日军的蹂躏。但饶家驹没有办法,只能同意迁移。

        新的汉口难民区上起硚口,下抵利济路,前至汉江边,后达中山大道。新难民区进出有两个门,一设于硚口,一设于利济路汉正街口,分别设置哨卡,四周布铁丝网。

        后来,饶家驹返回上海,但始终牵挂汉口难民区。1938年12月20日,饶家驹在重庆向记者谈起汉口难民区的情况时说,日军士兵侵入武汉市区之初,他与相关机构设法将中国伤兵和市区难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来日军以搜索中国士兵为由,要求闯入难民区,他出面担保,拒绝日军进入。难民区内一度天花、伤寒等疫病流行,他设法从上海购进大批医药,对患病难民施以治疗。

难民区直到抗战胜利才关闭

        苏智良说,饶家驹对汉口难民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难民区建立之前,饶家驹就在中日之间进行了大量斡旋。“战时保护平民需要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这个中间人必须得到交战双方的信任,他还要有足够的智慧和高尚的品格”。

        苏智良认为,饶家驹在中国生活多年,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日语,早年在上海虹口做神父的经历,使他与日本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饶家驹曾担任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这些身份使他容易得到中日双方的信任。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不屈不挠的执着精神,则让饶家驹最终说服中日双方同意建立难民区。

        “汉口难民区在日军进入武汉当天就已经建立起来,这与南市难民区相比,应该算是不小的进展。”苏智良说,在汉口难民区,尽管饶家驹想方设法与日军交涉,但难民被日军强拉做苦力、随意逮捕杀害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1940年6月,上海南市难民区在饶家驹离开上海不久就关闭了。汉口难民区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关闭。

        苏智良告诉记者,上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南京安全区保护了20多万难民,武汉的资料还不充足,难以估计具体数目,其他地区资料更少。根据现有资料,他认为,饶家驹创立的安全区模式保护的中国难民至少在50万以上。

        

武汉沦陷期间,饶家驹(左)在汉口难民区(王钢 供图)

饶家驹的贡献大于拉贝

        近年来,许多媒体以“上海‘拉贝’”之名赞誉饶家驹,但苏智良认为,这不足以评价饶家驹的贡献。他说:“在难民救助方面,饶家驹的贡献大于拉贝。”

        苏智良说,据文献记载,饶家驹身材高大,喜好体育锻炼,“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在学生眼中,饶家驹“平易近人,是一名出色的教师”。

        法语是饶家驹的母语,英语、拉丁语和日语他也说得非常流利,他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还会说上海话。苏智良说,这种语言天赋,为饶家驹在难民保护方面与各界的联系、沟通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7年11月9日,饶家驹创建上海南市难民区。中国抗战期间,在各地筹建难民区活动中,都能看到上海南市难民区的范例作用,也经常看到饶家驹的身影。

        苏智良说,包括约翰·拉贝在内的许多人,正是看到饶家驹在上海救助难民的义举,才萌生了建立国际安全区的念头,并拜托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联系。尽管南京安全区的模式和上海南市难民区不一样,但饶家驹启发、推动了南京安全区的建立。

        1940年6月,饶家驹离开中国去法国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他将在中国创立的难民区模式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推广,挽救了一大批难民。二战结束后,他受国际红十字会派遣,到德国柏林从事慈善救济,并推动法德和解。

        苏智良认为,“饶家驹安全区”在中国的成功以及在其他地区的推广,对国际上建立保护平民的条约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安全区决议,“饶家驹安全区”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最成功范例被引入。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通过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饶家驹在上海保护平民的实践正式写入公约。

        苏智良说,饶家驹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他说自己爱中国的热诚,不亚于中国人。1940年返回欧洲后,饶家驹表示还会重返中国,遗憾的是,这个心愿未能实现。在中国的最后岁月,饶家驹曾改名饶家华。

       

 饶家驹和难民在一起

饶家驹小传

        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桑特镇,1913年来到上海传教。1914年,他在上海徐汇公学学习中文,也担任法文和拉丁文老师。有一次帮学生做爆竹时,不慎炸断了右臂。

        1920年,饶家驹加入上海华洋义赈会,投身救济灾民的活动,因工作出色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勋章。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饶家驹促使中日双方停战4小时,救出数百名未及逃出的老人、妇女和儿童。1937年11月,饶家驹在上海创立南市难民区,由于其在救助难民方面的贡献,南市难民区又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

        为了维持区内难民的生活,饶家驹在上海发起各种募捐活动,呼吁外国在华有关组织、与难民区相关各方为难民区捐款。他还远渡重洋去美国募捐,罗斯福总统给了他一大笔美元和粮食。

        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身在上海的饶家驹打算回国救济同胞。6月16日,饶家驹离开上海,取道香港返回法国。此后,他一直在欧洲各地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分享和推广其在中国设立难民区救助难民的经验。二战结束后,他前往德国柏林,不计前嫌地帮助因战争流离失所、陷入困境的德国人。

        1946年9月13日,饶家驹因白血病在柏林去世,他的墓地现在德国柏林。

        (原载长江日报2015年9月1日第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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