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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大华纺织公司撤迁始末
时间:2015-12-09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作者:张崇明

        抗日战争初期,武汉裕大华纺织公司(以下简称裕大华)的生产销售正处于“黄金时代”。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步步进犯中国腹地,裕大华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企业一样,被迫向西南战略后方转移。在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和极其困难、恶劣的条件下,经过艰苦卓越的努力,裕大华在后方恢复生产,为军需民用提供物资保障,为民族抗战作贡献,同时企业得到发展和壮大。

撤迁前的黄金岁月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我国上海、青岛的纺织企业于1937年8月相继停工,无锡、常州等地因日军空袭各纺织厂生产锐减,内地纱布市场货紧价扬,加上国民党政府对棉布生产作为战时衣被资源实施统制,进一步加剧市场布匹紧缺程度。裕大华旗下武昌裕华、石家庄大兴、西安大华3个纺织公司生产销售的棉纱、布匹市场供不应求,价格节节上涨。以武昌裕华纱厂为例,所生产销售的“绿马牌”20支棉纱每件的平均价格,1937年1月为269.85元(法币,下同),到1938年6月为450元,18个月价格指数上涨166.8;所生产销售的12磅“莲鱼”、“芦雁”牌棉布每匹平均价格,1937年1月为9.11元,到1938年8月为18.76元,20个月价格指数上涨205.9。同样因战争影响,市场棉花的价格不断下跌。武昌裕华收购棉花每100市斤平均价格,1937年1月为41.36元,1938年8月为26.56元,20个月价格指数下降64.1。原棉的收购价格越来越低,而纱、布的销售价格越来越高,纺织企业的利润随之增长。裕华纺织厂生产销售棉纱的利润率,1937年1月为24.38%,1938年5月上升到60.22%;棉布的利润率由1937年5月的29.37%上升到1938年7月的92.3%。1937年,裕大华全年盈利429.35万元(其中石家庄大兴纱厂因1937年9月14、19日被日军轰炸停工,只有1月至9月的数字);1938年,在大兴厂被日寇占领、裕华厂于当年8月撤迁的情况下,盈利比上年增长10.1%,达到476.03万元。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势头,破坏了市场秩序和环境,使一部分企业被破坏停产,一部分企业被侵华日军占领,一部分企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生产。裕大华在抗战初期花纱布市场畸形的状态下,获得高额利润。在这种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尽管企业领导者对战争发展趋势没有明晰的认识,依然加快更新和增添生产设备、积极收购储备物料、力求扩大生产,但因战争阻滞,购买的1052台自动布机、3.2万枚纱锭以及建筑材料等机械物料不能运抵工厂。不仅如此,由于侵略者日益逼近,武汉形势日趋紧张,裕大华被迫西迁。

步步惊险撤迁路

        裕大华撤迁,包括石家庄大兴纱厂向汉口搬迁、武昌裕华纱厂和黄石利华煤矿公司向重庆撤迁、西安大华纱厂向四川广元疏散等历史,各厂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艰苦过程,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裕华、利华从武汉向重庆撤迁的历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随即保定失守,石家庄危在旦夕,大兴纱厂面临落入敌手。10月10日,在石家庄沦陷前一周时间,裕大华组织大兴纱厂紧急向汉口搬迁,从此拉开裕大华撤迁序幕。尽管守军击退日军进攻赢得几天撤退时间,但大兴纱厂的生产设备还是没有来得及撤迁,原料、成品及机物料也没能够搬完。石家庄沦陷后,大兴纱厂被日军占领。大兴资敌,成为裕大华撤迁行动迟疑的一个教训。

        1937年12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决定将我国东部、中原转移到武汉的企业和武汉地区的兵工、民用企业向西南撤退,以保存抗战的物资基础。同年12月29日和次年1月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处两次召集武汉各纱厂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厂迁往四川事宜。当局鉴于沪、苏、锡、常一带的纱厂被毁的被毁、资敌的资敌,而后方军民急需被服,必须保存纺织工业实力,决定第一步最少迁出5万枚纱锭,宣布震寰、裕华纺织厂共迁出3万锭,申新纱厂迁出2万锭。当时武汉各纱厂正处于高额利润时段,大多不愿意迁移,以运输没有办法解决作推辞,但是当局的态度相当坚决,势在必行,所以只得唯唯答应,只有裕华纱厂董事长苏汰余现场表态比较积极。

        其实,裕华西迁的态度是矛盾的。1937年12月30日裕华董事会应对当局督促武汉纱厂迁川作出“搬厂损失甚大,以不搬为是……最多搬2万锭为原则……如决定迁锭,先至重庆选购厂基”的决议。1938年1月2日,苏汰馀在当局召开的会议上态度积极,并非仅仅来源于当局的督促。还在当局动员之前,他和裕大华核心层就有意去四川办纱厂的打算。这个打算,表面上的原因是说苏汰馀是四川人,想回原籍办厂,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根据当时纱布市场行情和战前开发西北市场获得经验产生的。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失陷华北吃紧,华北纱布市场大幅萎缩,石家庄大兴纱厂的生产销售严重下滑,不得不另找出路以求生存。企业内部有人主张将工厂出卖,有人建议开发西北市场,最后董事会议决:企业坚决不卖给觊觎大兴的日本人;到西安开设大兴二厂。1934年前后,公司派石凤翔、徐治平赴陕建厂,1935年正式动工,建厂资金250万元,由大兴、裕华各出50%,拆迁部分大兴设备运往西安,又购买新的纺织机器,定名大华纱厂。大华纱厂投产以后,产品行销西北,大获其利。七七事变以后,大华纱厂替代石家庄大兴纱厂,成为裕大华纺织业的两大支柱企业之一。虽然裕华董事会大多数人不情愿西迁,但还是通过搬迁的决议。1月5日,苏汰馀和裕华经理张松樵即飞往重庆考察迁川事宜。

        裕华拆迁前有纺纱机4.34万锭、织布机504台。其拆迁工作从1938年1月开始着手,到8月以前一直只撤纱锭5000枚、布机200台,采取一面观望时局变化,一面加紧生产抢抓利润的策略。8月5日,汉口市政府召集武汉各厂商谈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限各厂克日撤迁,否则必要时即予爆炸,以免资敌”。次日,裕华公司向汉口市政府呈报公文,报告全部撤迁重庆的计划和办理情况:撤迁纱锭3.8万枚、约重2000吨,约9000箱,需5周时间拆装完成;公司全部拆迁,与工矿调整处商妥,向水道运输处招商,民生公司拨汉宜(汉口至宜昌)段轮船2000吨,并发特种运输护照;赶造木箱;遣散工人;等等。8月中旬,正当裕华积极办理撤迁重庆之际,又接到政府让企业改迁宝鸡的命令。当局朝三暮四的命令,使搬迁企业左右为难,身在重庆的苏汰馀急忙找经济部翁文灏部长请示,翁同意裕华迁川,但明白告之政府无法解决运输问题。8月下旬,工矿调整处以奉委座(蒋介石)命令,准予裕华全部迁渝的命令。于是,裕大华最终作出总公司暂时撤迁重庆,汉口设通讯处,调派公司大批人员驻宜昌解决企业搬迁航运困难,重庆积极建厂三管齐下的西迁决策。

        和裕华纱厂一起搬迁的,还有8月14日从黄石拆迁到武汉的利华煤矿公司的机械设备共1000多吨物资,这无疑更加大了企业西迁的运输困难。关于利华煤矿的搬迁问题,苏汰馀曾征询恩师、裕大华首任董事长徐荣廷的意见,当时徐荣廷认为四川交通不便,煤炭销路不广,新办一矿资金困难,不主张搬迁进川。但是,到了8月下旬,武汉日益危急,如果不搬迁,就得被炸毁,无奈之下,只有和裕华一起搬迁,别无选择。谁也没想到是,利华的矿山机械特别是发电设备为日后迁建纱厂生产解决动力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9月5日,裕华、利华西迁的第一批1700余吨物资,在经过多次协调招商局后,由该局轮船运抵宜昌。尽管武汉至宜昌间运力紧张,但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裕华、利华共计7000多吨物资由各航运公司的轮船、拖驳相继运到宜昌。而此时的宜昌码头,从武汉撤退至此大批企业物资堆积如山,总量达20万吨以上。卢作孚在回忆录中记述当时的情形说:“大半年时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扬子江上游运输能力究嫌太小,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吨以上待运的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的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在长江枯水季节、运力不足、货场经常遭受日机轰炸的情况下,川江天险成为西迁企业的一道生死大关。人们急切盼望西迁人员、物资早日脱险,安全驶离宜昌,到达四川。

        面对严峻的航运形势,11月初,民生、三北、富华、招商、协庆等长江轮船公司相继调整航线,增开宜昌至万县、巫山、巴东等短程航班,减少宜昌至重庆长途航班,加快滞留宜昌物资进川速度。这样一来,裕华、利华的物资抵达重庆就更显困难了。于是裕华、利华驻宜昌办事处找到原先跑长江沿线的老合作伙伴聚富航运公司,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但聚富公司为了高价承运商贸货物断然拒绝了裕华的请求。聚富之路不通,还得再找民生公司,由利华总经理黄师让(裕大华第三任董事长)以复旦大学同学关系找民生公司船务处副经理杨成质帮助。杨提出按照民生公司和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投资合作方式承运物资的意见。裕华和民生合作的意见,获得苏汰馀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同意后,双方就相互投资规模多次进行协商,1939年1月的协议为裕华投资民生50万元,民生投资裕华20万元,3月份决议为裕华投民生30万元,民生投裕华10万元。裕华和民生建立资本联姻特殊关系,双方除了得到新的合作伙伴以外,民生获得增量资本,裕华获则得脱离险境的机会,达成双赢结果。

        1939年3月,裕华、利华的机械、器材由民生公司轮船转运入峡,然后再逐步转运至重庆,机器物料及棉花则由招租的木船运输。到7月下旬,除滞留新滩、万县的最后一小批物资外,企业大部分物资到达重庆。

        自1938年8月底从武汉撤退,到1939年7月底物资运抵重庆,裕华、利华西迁路途克服搬运重重困难,遭受敌机多次轰炸,耗费近1年的时间终于走完。裕华从武汉撤退时,曾经利用和比利时银行的业务关系,在拆迁物资栈房上覆盖比利时国旗躲过日机轰炸,但到了宜昌,疯狂的敌机,无论地面物资覆盖什么旗子,对码头、货栈实施狂轰滥炸。在1938年11月18日、20日、26日敌机连续对宜昌实施空袭中,裕华物资均被炸弹击中,损失惨重。据统计,裕华西迁(含利华)过程中的损失和费用,包括武汉撤退没有来得及搬走被日军掠夺的物资价值57万余元,川江航道雇用160余艘木船中覆没达20%至30%造成的物资及木船维修损失,敌机炸毁机器880箱、机棉3874包等物资损失等合计218万余元,拆迁、搬运等费用达210万元以上,两项共计428万余元,相当于裕大华1937年全年的利润总额。

裕华渝厂传奇

        1938年3月5日,四川省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随后,四川省政府先后两次公布给予迁川企业征地减免税收支持,使一部分迁川企业得到方便和实惠。但是,征地企业购买私人土地并非都能够讨到便宜和得到方便。年初,裕华两位高层领导来重庆寻找建厂地皮,最初买到3亩多的一块地,而最想要购买的一处地方却遇到麻烦,不得不找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处官员帮助。

        肜新春在《民国经济》一书中回忆:“有一天裕华纱厂的苏汰余来找我帮忙,他在南岸窍角沱找到一块地,其地三面环山,面临长江,是设厂的好地方。此地为四川土豪范资生所有,苏汰余为了买这块地,请李奎安与范氏商谈,但每谈一次,范就将地价提高一次,没法再谈下去,请我想办法。我去看过这块地,觉得窍角沱三面环山,掩蔽良好,确是设厂的好地方,因此我决定与范氏交涉。首先我研究范式的社会背景,知道他来头不小,不易应付,不能用正常办法与他交涉,必须略施手腕。计策已定,我立即印了军委会第三部少将组长头衔的名片,专程拜访他,他见到名片后立刻延见。我进了门,看到范氏的住宅占地颇广,室内金碧辉煌,墙上挂满了杨森、刘湘、刘文辉赠送的匾额,气魄是很大的。一层层地往里走,

        到了一间小楼,见到范氏坐在鸦片床上,我们对烟灯而坐,他敬茶后又请我抽鸦片烟,我虽不会抽,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抽了一口,这是我生平抽得最难受的一口烟。抽了烟,我开始提到正题,我说:‘我是军委会派来的,专负设厂之责,我看中了窍角沱这块地方,因为那里三面环山,附近居民少,我想在那里办个炸药厂,听说别人曾与你交涉过要买这块地,如果你们谈妥了,我可以找别的地方,如果还未成交,请你不要卖给他,将这块地卖给我,请你考虑一下,日内答复我。’我谢过他的盛意招待就走了。过去我劝厂家搬工厂,都是用诚恳的态度,坦白的言辞打动他们。但对这位土豪,用诚实的方法与他交涉,我知道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不得不说了几句谎话,运用了一些手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至今犹耿耿于怀。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李奎安正在等我的消息,我将经过情形告诉他,他气得瞠目结舌,我说:‘你回家后,问题自然会解决的。’果然,他未到家,范氏已派人等他,见到他立刻拉他到范资生那里磋商,以原定之价格即时成交。”就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出面,也得使出浑身解数,足见裕华迁建不易。

        1938年上半年,裕华购得重庆南岸窍角沱、莎草坡、柑子坝地皮以后,又相继3次购买地皮。到12月,裕华建厂地基逐步扩大到280余亩,共计花费近12万元。为了节约建厂资金,建筑材料以就地取材为主,除了清花间用钢筋水泥以防火患以外,生产车间均为砖木结构。为了尽早开工,采取一边建厂,一边开工;先建仓库,安装1万枚纱锭开工生产,一边开山平地,按安装4万纱锭、300台布机房设计规模的厂房设施施工。当年7月初,建好两座仓库,即安装3000枚纱锭开工生产,截至年底在建成的厂房开足1.1万枚纱锭,半年生产棉纱2500件。1941年6月,装好纱锭2.3万枚。到1943年12月,安装纱锭达4.66万枚、布机120台。

        裕华刚迁到重庆,就计划在四川进一步发展生产。他们放着自己的机器不用,却花钱租用震寰纺织公司由汉迁渝闲置的纱机生产,除了新建厂房面积不够安装自己的机器的原因以外,还有两方面的考虑,即防备敌机轰炸损失自己的机器、计划在合川办厂。合川建厂没有实现,但后来在成都成功建厂。

        裕华渝厂投产以后,先后遭受敌机两次轰炸。第一次是1940年8月23日,敌机轰炸重庆南岸,裕华中弹多枚,木质厂房全部焚毁,钢筋水泥厂房损失较轻,水池和工房被部分破坏,正在安装的纱机损毁5000锭(其中3000锭是租用震寰纱厂的)。第二次是1941年8月11日,敌机两批空袭裕华,投弹200余枚,大多数炸弹落到江中和山上,厂内只中数枚,把即将开工的第三工场全部震毁。裕华屡遭轰炸,每次都迅速组织抢修,连80多岁的企业创始人徐荣廷都亲临现场参与指挥,尽快恢复生产。但是,由于轰炸造成设备残损,同时受电力不足、物料欠缺等影响,企业仍然开工严重不足:1939年7月至12月,停工383个工时;从1940年至1942年,每年12月纱机的开车率为31.85%、45.34%、50.93%。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裕华渝厂的生产逐年上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疏建大华广元分厂

        抗战初期,大华生产供给大量军用布匹,被日军视为眼中钉。1939年10月11日13时许,12架敌机袭击西安,在大华纱厂上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30余枚,纱厂顿时一片火海,烧毁棉花2.5万担,炸毁房屋60余间,炸死工人12名,受伤4人。1941年5月6日8时许,敌机又向大华投弹20余枚,炸毁拆包机一部,延烧棉花5000余市斤,炸毁房屋一栋。同年12月2日6时许,敌机再次轰炸大华,炸弹落入厂内4枚,棉花仓库被燃烧弹击中起火。3次轰炸,造成大华人员伤亡和560余万元经济损失。

        1940年前后,裕华渝厂和西安大华均多次遭到敌机轰炸,由于裕华渝厂远离市区,又有可隐蔽的地形,损失相对较小,西安大华则地处一马平川的市区附近,没有有利地形掩护,损失更加严重。抗战开始后,大华不仅拥有大兴拆迁来的设备,还有租赁申新和震寰的2万余枚纱锭,

        准备扩大规模继续发展,结果在敌机第一次轰炸中就遭受惨重损失。经此浩劫,裕大华不得不另作谋划,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决定寻找一个既安全又便利的地方建分厂。

        1940年春节前夕,由石凤翔等人组成考察组,沿川陕、陕甘公路进行考察,选择建厂地址。考察组遍历川北、陕南、陇东,经多方比较综合分析,认为广元地处甘陕交界处,有川陕公路和嘉陵江水陆交通便利,当地产煤、产棉,邻近各县机纱销售旺盛,是建厂条件最好的地方。于是裕大华决定建设2万枚纱锭、400台布机生产规模的大华广元分厂。当年3月,选择北城内背靠高山、人烟稀少、有利于隐蔽之地,开凿山洞作厂房,于10月1200纱锭投产。

联合采运保供销

        1936年6月修通的川陕公路,是抗战期间连接前方和后方的一条重要通道。裕大华迁建后方的同时,沿川陕公路在重庆和西安之间建立起自己的运输线,保障各厂的物料、产品供销渠道通畅。

        1939年秋,裕华渝厂初具规模,所用棉花由陕西发运,采用汽车和骡马大车运至广元然后再装木船沿嘉陵江驶达重庆。随着生产需求增加,在广元建厂的时候,裕大华同时着手解决裕华、大华3个工厂每年33万担棉花的原料需求和物料、产成品运输问题,于1940年10月正式成立裕华大华联合采购运输部。联合采运部总部设在重庆,采办处设在西安,运输处设在广元。

        从联合采运部成立到1943年政府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联合采运部利用花价疲滞时机在陕西大量收购上等棉花。运输处购买汽车近50辆,其中包括从仰光进口的美国道奇牌1941年式新车11辆,在重庆、宝鸡设立分处,在内江、成都、梓潼、广元、褒城、宝鸡等地设运输站。运输处3年(1940年至1942年)运量达8900余吨,其中裕大华3个工厂运量5800余吨,军需品运量3100余吨,在完成企业运输任务的同时,运送了军方大量抗战军需物资。

        起初,运输处车辆常被军方征用,且不时遇上关卡检查刁难。为了运输畅通,运输处与军政部军需署联络沟通,军需署特许以辎汽四营三连名义悬挂军牌行驶。军方任命车队负责人为征车连中校连长,规定征车连的一半运力用来运输军需物品,一半为裕大华各厂运货。沿途各转运站也都改挂军牌,各站站长都身兼军职换上军装。征车连从1940年到1942年维持3年,因军统刁难而终止。运输处也于1943年因国民党政府对花、纱、布实行全面管制,企业不能自行买卖而撤销。

        为联合采运部配套,裕大华还开办了一些附属企业,如陕西三原的打包厂,西安、广元的酒精厂,秦厂月产量1至1.5万加仑,供应北路汽车,广厂月产1万加仑,供应南路汽车。生产酒精需要氯化钙,故在绵阳设立月产4000公斤氯化钙的小厂。为弥补运力不足,运输处还购买胶轮大车120部、骡马280头,雇用行车人员130余名。因此,裕大华形成从重庆到西安,沿成渝、川陕公路布局,以纺织厂为骨干的大小企业群。

裕华蓉厂及其运营

        香港、缅甸陷落以后,外贸被封锁,交通路线被切断,进口纱布锐减,纱布价格日趋上涨。从1943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对花、纱、布实行统购统销全面管制。对厂商实行以纱易花,不能多买进棉花,产品作为战略物资和军需品,全部由政府收购,不许自由销售。政府的收购价格只有市场价格的50%甚至三分之一,各纺织厂的生产经营面临严峻的局面。

        大华秦、广两厂于5月被管制、裕华渝厂8月被管制,裕大华各厂存棉不足维持5个月生产,又不能靠销售产品弥补亏损,立即面临危机。为了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裕大华想尽种种办法纾解困难,包括联合其他各厂与当局交涉,弄虚作假私设暗账、偷逃税款,夸大火灾及轰炸损失,套取无息贷款(秦厂火灾就曾获得3000万元贷款),降低员工工资待遇等等,但都不足以扭转危局。以裕华的利润为例,折合1937年法币计算,1940年为305.64万元,1943年只有75.32万元,盈利水平下降到花纱布管制以前的25%。因此,裕大华派员考察西北市场,寻找机会突出困局。当他们途经成都时,发现城市异常繁荣,仿佛置身战争之外,而且电力供应比较充足,附近地方纺织品市场呈供不应求之势。特别是在地方武装势力控制下,没有实行花纱布管制,先期在此设立的申新分厂因此获得厚利。裕大华立即决定将裕华渝厂因电力缺乏未曾安装的机械,拨5000枚纱锭、200台布机,在成都设立裕华分厂。

        当时,四川地方政权由四川军阀势力把持,国民党中央政府难以完全控制。裕华要在成都设厂必须与地方势力沟通获其支持。裕大华派黄师让为代表,通过川军黄逸民军长的顾问贾定洲拜会成都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将军。黄师让以四川同乡的关系,说明纱厂因抗战从武汉迁川,愿为桑梓的民生需要和市场繁荣尽绵薄之力,拟来蓉建厂。邓闻听后极表欢迎,当即指示贾、黄去和黄军长接头,并表示“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必须尽力支持”。经与黄军长、成都警察局长方仲文、华阳县长彭善承协商后,建设蓉厂确定下来,厂址选在成都东门外的三官堂老坟地。该处不仅地势较高、交通便利,而且是黄逸民属下刘营长驻防地段,直接受其保护无人敢去盘查。厂区购地40余亩,又将毗邻的方局长土地10余亩以加倍数量的土地置换,作为发展预留地皮。

        裕华蓉厂的开办属于非法,必须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运行。因此,裕华经常通过宴请、博弈、礼尚往来等交际应酬活动与中央和地方的上层人物沟通融洽,遇事可以当面得到解决。对他们的下属,每逢三节送礼,除了每次二三百万现金之外,有时还低价卖给他们一两件棉纱,供其高价卖出从中牟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事情也有照顾不周的时候。有次由广元运20余车棉花到成都,在北门被中央所属缉私处查扣,勒令运去重庆交花纱布管制局收购。如此一来蓉厂不仅损失钱财,生产也将陷于停顿,最要命的是纱厂的存在与否都成了问题。裕华了解到缉私处归蒋介石成都行营第三科管辖,而成都警察局方局长与三科何科长交情颇厚,经方从中斡旋,不仅原棉如数发还,并从此结识了何科长。此后,裕华蓉厂再未发生类似麻烦,经营顺利。

        裕华蓉厂建厂期间,适逢盟军在成都修建机场,一时招工困难,建材飞涨,厂房工期一再拖延,迟迟难以竣工。1944年6月,纱厂在简陋的栈房内投入生产,尽管机器陈旧、配件粗糙而且效率低下,但由于产品能够自行销售,依然获利不菲。同时,通过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所产“飞马”纱、“天马”布誉满蓉城,成抢手货。裕华蓉厂虽然规模小(实际安装1200余纱锭,16台布机),经营两年(1944、1945年)的利润竟与规模10倍于它的裕华渝厂相等,达9.3亿元。

        裕华蓉厂在抗战期间一直处于地下生产经营,对外只称裕华“三官堂办事处”,原棉存放于邓亚民(邓锡侯之子)特务团团部仓库,产品布存放在刘营长营部,纱则存放厂房附近颜营长营部并由其代销,这些地方无人去检查。厂里既然没有生熟货,就不怕管制局检查,即使发现开工生产,便以小规模试产来搪塞,直到抗战胜利管制解除,裕大华才正式打出裕华蓉厂的招牌。

资本运营促发展

        1939年,裕华渝厂建设、大华疏建广元分厂需要大笔资金投入,裕华和大华通过由原股本加股、利华发电机作价投入、民生公司投资和公司内部集资等办法分别增资300万元和350万元。增资后,裕华、大华总股本均为为600万元。1941年4月至8月,裕大华为了增加企业发展后劲,同时扩充资本获得政府减少税负政策优惠,第二次增资。裕华以企业利润增加股本600万元,总股本增加到1200万元。大华以未发红利、利华机械入股等增资900万元,总股本增加到1500万元。

        利华撤迁到重庆将电机等主要设备作价投资于裕华、大华以后,仍持有多余现金.为避免战时通货膨胀现金贬值,经过董事会计议,以利华公司为主要投资者,并吸收部分资金,于1939年初组成义永昌字号,从事商业活动。不久义永昌发现经营钱庄业务有利可图,遂于1941年6月开办钱庄业务。同年冬,民国政府财政部令饬钱庄限期登记注册,裕大华开始策划改组钱庄成立永利银行。1942年春,永利银行获得财政部批准后,由裕大华各厂投资750万元,义永昌投资250万元,注册资金1000万元,于1943年元月举行开幕典礼。苏汰馀任永利董事长,卢澜康为总经理。永利业务方针为裕大华各厂生产经营提供金融服务,总行设在重庆,并先后在成都、兰州、西安开设分行,在广元、宝鸡、达县、平凉设办事处,在重庆窍角沱设分理处。永利开业当月,吸收纺织同业及普通存款达1100万元。

        在国家民族危亡关头,裕大华纺织公司坚定站在民族抗日阵线一边,不当汉奸,不与敌人合作,宁可玉碎而不为瓦全,全力以赴,不畏艰险,完成撤迁大业;克服困难,顽强生存,奋发进取,不仅没有破产倒闭,反而发展壮大,成为旧中国民族企业的一面旗子。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裕大华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军需、民用产品,安置了众多流亡人员和当地人员,为中国西南、西北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裕华和大华两厂创造了1601万余元(折合1937年法币,下同)的经济效益(包括股息红利、奖金、公积金等提存),缴纳各项税金433万余元。到抗战胜利,裕大华发展到有6所纱厂,1座矿山,1家银行和许多小附属企业。抗战期间,裕大华将所获利润几乎全部用来购买外汇,计划用于抗战胜利后扩大经营购置机器,结果后来发现外汇用来搞进出口贸易更加有利可图,便在汉口设立华年贸易公司。至此,一个以纺织业为主,兼有煤矿、金融、进出口贸易众多行业的裕大华资本集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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