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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武汉合唱团南洋演出史事
时间:2017-04-28 来源: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

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集体留影

        1938年9月底,一列火车缓缓开出武昌车站,在车中已焦急等待数日的乘客们终于放下心来,随着列车的南驶,他们逃离了日益逼近的战火和暴虐的敌寇——尽管,对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说,漫长的颠沛流离才刚刚开始。这趟列车里,还有一群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同样急于南下,与其他乘客不同的是,他们正满怀热忱,“自信负有重大使命”,出发前往海外,为抗战的早日胜利争取侨胞和国际的经济和舆论支持。

        敢于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是因为这些坚定自信的年轻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天赋的集体。抗战爆发后,武汉地区“爱好音乐青年多人”,虽“为职业所绊,不能浴血沙场,为国效力”,却“无时无刻不敢将己责旁贷”,故“思利用音乐力量,做宣传工作”,以文华中学教师黄椒衍、江定仙、刘雪庵于1937年11月发起组织“武汉合唱团”, 其后夏之秋、周小燕、陈仁炳等人加入,活动更趋丰富,“先后主持及参加为募捐宣传之公演多次,尤其注重对国际方面之宣传,过去曾招待外宾及播音国外,成绩固不敢自炫,但颇得外人热烈赞誉。”为武汉保卫战期间的文化宣传工作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

活动筹划及成行

        1938年6月,随着武汉抗战形势的紧张,聚集在武汉的机构人员开始向鄂西、川东等地转移,这些年轻的音乐人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为激励国人在不利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战,同时尽力争取国际舆论和海外华侨的直接经济援助,合唱团同仁“拟组织一旅行宣传团,赴南洋一带宣传,若成绩颇有收获,再筹划向欧美方面推进”,并于1938年7月11日书面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呈请,得到后者积极支持。合唱团并为此“扩大组织,增加话剧部门”,要求参加本次活动的团员“亦自愿抛弃职业,共赴国难”,活动经费“除由各团员自筹外,并请各界资助”,不仅不请求政府襄助,且“若出发后在各地开演奏会,将收入之一部作为旅费及生活费,余款悉捐政府”,计划本次海外宣传活动“内部工作主要仍为歌咏,次拟组织话剧团及公开演讲,并带同抗战照片及影片至各处陈览,以引起世界人士之同情。”

        7月30日,合唱团南洋演出活动得到正式批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并代其向交通部申请了免费乘车。合唱团的活动计划随后为社会各界所知并得到诸多方面的积极支持。来自政府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是合唱团本次活动能够成行的重要因素:首先在经费方面有了充分保障,8月4日,行政院长孔祥熙向合唱团捐赠旅费及经费4000元(余下不足部分依然由团员自行筹措)。其次,中央政府领导人也对本次宣传活动给予热情鼓励,9月15日,“蒋委员长谕郭厅长沫若接见本团全体同志对海外工作计划嘉勉有加,随后,蒋委员长赐赠亲笔题字一方文曰‘民族呼声’。”22日,“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女生代表委员长召见全体同志宣委员长意旨慰勉有加并赠送亲笔签名著作每人一本。”23日,合唱团即将出发之际,“中央宣传部欢送本团大会,到董副部长显光外交部徐次长谟,暨各机关来宾五百人。”9月25日,合唱团乘上前往广州的火车准备出发(但由于战事,列车直至30日才从武汉开出)。

        其它方面也同样对合唱团寄予了较高期望,并公开或不公开的予以实际支持,最早予这些年轻人实际支持的是武汉著名的实业家周苍柏先生,此前团长夏之秋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前往上海音专学习的(周、夏二位先生是文华中学校友)。抗战爆发后,夏之秋回到武汉,和周先生的女儿、音专同学周小燕等人一起,拿起音乐的武器,积极从事抗战宣传活动,这背后显然离不开周先生的大力襄助。据合唱团成员之一索锦章的回忆,她投考合唱团时,考试地点就在周先生的家里。

        另一个非常重要但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支持者,则是中国共产党。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华日报》就曾多次报道合唱团的演出募捐活动,对合唱团的离汉和归国,都发表有相关消息。据夏之秋先生回忆,在合唱团离开武汉之前,“曾由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何伟同志,带领我和黄椒衍,陈仁炳三人,去看望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代表董必武同志,董老向我们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还给了我们一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生活与学习照片,要我们向海外的爱国华侨开展抗日宣传。”

        武汉合唱团赴南洋演出活动的筹划及最终成行,背后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此时的武汉,正是中华民族凝成一体,共同合作抗战的核心,合唱团此行,不仅要争取国际和海外同胞的大力支持,更是向海外宣示中华民族此时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和坚定的胜利信念。

抵达新加坡演出成功

        经过四日的旅程,合唱团第一站到达广州(原拟在长沙停留演出三四日,筹措经费,但此时粤汉路上行车艰难,不得不改变计划),受到第四战区政治部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各界庆祝双十节纪念大会及赈募寒衣音乐会,“主持一切演唱节目”,广播电台也邀请他们做救亡歌曲播音,故在广州停留达半月之久,“直至十月二十日(先广州失陷二十四小时)始觅得小舟挣扎脱险,绕道中山澳门而达港,计时已十月二十三日矣。”演出旅程才刚刚开始就险些中辍,可见战时文化宣传工作也同样面临着重重风险。

        一进入香港,合唱团即受到同胞的热烈欢迎,“当地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男女青年会、商务印书馆同人互助会、妇女兵灾会等十六团体自动组织‘武汉合唱团过港演唱筹备会’”,多次邀请他们前往演出,其他团体也竞相邀请,在合唱团给董显光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这样说,“统计此次过港,大小共表演五十七次,上自扶轮会、港政府华员会及西人势下最保守之学府如香港大学、英皇书院、皇仁书院及其他学校机关,下至摩托车研究会、康元制罐厂、渔民会等均有敝团之踪迹。”各团体纷纷向合唱团献旗,中文媒体更是大肆报道,合唱团成员虽认为场面有些铺张,但理解这些“皆华侨热恋祖国、信仰中央之良证也。”不过在香港募捐效果并不理想,其通过当地慈善机构募得的善款所得总计仅二、三千元,合唱团认为这与广州、武汉的刚刚沦陷有很大关系,“侨胞情绪沮丧,捐募精神不及以前踊跃”,且在港为达宣传目的,概不售票,完全听任观众捐款。此时日军正气焰嚣张,认为国民政府方面已无实际抵抗能力,国际上对中国方面也多持悲观态度,当然这就更显示出对外宣传的重要性。

        合唱团原计划11月19日全体前往新加坡,但香港当地一再挽留,不得不延期三周。为计划筹备南洋方面的演出,派出六人先期赴新。在香港出发之际,新加坡地方报纸就开始关注合唱团的行踪,如《总汇新报》11月22日就根据之前收到的消息,预计合唱团将于24日晨到达新加坡,24日晚版报道合唱团部分团员先期抵达,并采访领队的副团长黄椒衍,预告全团到新时间,成员组成、主要活动内容及行程。在此之前,新加坡侨胞积极支援国内抗战,筹集了大笔赈款,经统计,自1937年8月19日至1938年10月31日,南洋主要募捐机构之一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简称“星华筹赈会”)已募集善款新币290余万,汇回国内款项折合法币计620余万元。值此战事艰难之际,海外侨胞对胜利的信心也受到一定挫折,维持赈款捐赠相当不易,故侨胞和华侨慈善机构对合唱团的到来均寄予高度希望,对他们表示热情欢迎。

        黄椒衍等到达新加坡后即拜见侨界领袖陈嘉庚,得到后者嘉许,黄等提出由筹赈会代为住持演出事务,为陈所应允,此后合唱团仅负责演出宣传工作,公演售票及捐助所得,均由筹赈会经手,团员生活亦由该会供给。12月14日上午,第二批合唱团成员于抵达新加坡,受到当地侨民团体和领袖们的热烈欢迎(之前当地侨民团体为武汉合唱团的到来,已筹备了联合欢迎会),在码头等待的南洋女中歌咏队合唱欢迎歌曲,“一曲歌罢,轮上之歌声又起,一为《八百壮士》,一为《游击队歌》,声调雄壮,歌词激昂……既毕,‘中国不会亡’之呼声,犹缭绕在耳际。”场面“为况极盛”。当日,星华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即发表公告,合唱团定于18日晚8时在新加坡大世界游艺场第三台太平洋剧院举行试演,并邀集当地各侨团、学校、报界记者到场参观。

        18日晚的演出显然相当成功,有记者评价合唱团“唱歌时慷慨激昂,响彻云霄,绕梁三日之概;演戏时,痛快淋漓,逼肖逼真,由感人下泪的能力,完毕掌声如雷。一场试唱,可谓获得极大的成功。”在文艺节目开始前,筹赈会主席陈嘉庚致辞欢迎合唱团的到来,副团长黄椒衍致答谢词,领队陈仁炳则向观众报告该团南来经过和宗旨,歌咏与话剧之间的布景时间,则由演讲股长谢锦标发表演说,昭示抗战胜利的前景,请求华侨参加救亡活动,积极捐输。此次试演,得到各界领袖的赞誉,筹赈会决定打破常规,安排合唱团分几期表演,其中第一期连演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

        试演能够成功,除了合唱团的满腔热情和精湛表演之外,还源于陈嘉庚等侨界领袖的精心安排和侨胞对祖国同胞的深切关爱,团长夏之秋回忆说:“通过当地新闻媒介——他主办的《南洋商报》大肆宣传说:‘这些人不同寻常,他们大多是大学毕业生,都是有各自的职业的,所以我们对他们要另眼相看,他们是爱国的……’由于陈先生在报纸上的宣传,当地市民都知道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南洋商报》,当地主要中文报纸《星中日报》、《总汇新报》,包括马来亚槟榔屿的《槟城新报》等华文媒体对合唱团的南来演出都相当关注,发表了大量相关报道。

        由于好评众多,观众热情甚高,筹赈会征得合唱团同意后,将第一期演出延至十一天,元旦到三日继续演出。其后在陈嘉庚的支持下,合唱团“在三个世界游艺场轮流演唱三个余月,入场券计收三万余元。”随后陈先生又介绍他们前往马来亚等地演出,前期“亦仅售入场券,所收仅数千元”,但“及至麻坡有热心家提倡献金,……继因各处互相竞献,数日间至二十余万元。……由是再后到马六甲,芙蓉,雪兰莪,霹雳,槟城,诸区互相竞献,计在马来亚年余,筹坡币二百余万”。合唱团的演出广受欢迎,背后是陈嘉庚等各位侨界领袖及广大侨胞对祖国抗战的大力支持。

武汉合唱团的结束和深远影响

        在支持该团演出之外,陈嘉庚还支持合唱团出版了《民族呼声》歌曲集,并亲自为该书作序,详述筹赈会主办该团演出活动的经过情形,《南洋商报》在报道中特别强调:”陈氏此点文字,向所未有,诚为创见。”该书由夏之秋编著,南侨筹赈总会印行,南洋商报印刷,汇集了合唱团所有演出的40余首抗战歌曲的词曲,书中的《思乡曲》和《卖花词》即是夏之秋先生在此次旅程中的创作。陈嘉庚在序文也提及合唱团在“文化启发,教育熏陶”方面亦有积极作用,演出后“民众学习歌唱之殷勤,教师求取歌谱之迫切,真诚涌露”,令其“感发至深”,故积极支持歌集的印行。

        当年南洋观众郭戈奇回忆合唱团的演唱,也特别提及合唱团对当地文艺的教育作用:“‘武汉合唱团’还作了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贡献:通过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话剧,对当地文艺运动也起了积极的推动和提高作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对祖国合唱团的到来,大家认为是一个提高艺术水平的最好机会,于是便组织一些人去观看合唱团的演唱,从中学习他们的技巧,这样合唱团便成了传播抗日文艺的大学校。此外,武汉合唱团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在每晚演出结束前,总要领导全体听众合唱抗日救亡歌曲。台上和台下,演员和群众融为一体,汇成一个巨大的合唱队,声势浩大,气度恢宏,对观众感染力极强,社会影响也很深远。……一时间抗日歌曲在新、马大为普及,出现了一个人人高唱救亡歌曲的高潮!不管是街头巷尾,或是矿山胶园,到处都可以听到抗日歌声。”

        由于随后日本侵入南洋,《民族呼声》歌集存世甚希,甚至以为其已无存世,不过近年来有心的文史爱好者在新加坡再次发现了它的身影,我们才有幸得以再睹其风采。

        陈嘉庚先生原计划介绍合唱团继续前往荷属印度尼西亚,但荷兰政府不准许他们进入,合唱团于是决定解散回国。1940年4月,团员分批归国,南侨筹赈总会给每位团员发放旅费坡币150元,生活费坡币500元。收到这笔款项后,最后离开的团长夏之秋、副团长黄椒衍和会计戴天道三人致函总会,除表示对筹赈总会及侨胞的感谢外,仅收下旅费,将三人的生活费又捐交给筹赈会。

        归国后的夏之秋先生继续从事音乐创作和教育工作,担任过多所院校音乐学教授,1954年任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为筹办学校殚精竭力。其后调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教授,在我国音乐教育和小号研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武汉合唱团中为人提及最多的一位成员。

        合唱团一部分成员在领队陈仁炳的带领下离开新加坡之前,戏剧股股长项堃对南洋侨胞表示深切的感谢,团员回国后仍将“各站自己岗位,致力于救亡工作”,自己“如有可能,仍将组织流动剧团,出发前方表演,藉尽国民之天职”。领队陈仁炳同样对侨胞的爱护和热诚表示感激,侨胞不仅是“革命之母”,“即以‘抗战之母’加诸侨胞,亦非过誉。”团员返国之后,“仍当本自己能力所及,追随于我海外侨胞之后,共为抗战建国而奋斗。”

        项堃毕业于国立戏剧学校,在合唱团中负责话剧演出事务,归国后继续从事进步话剧演出,其后加入电影事业,成为一名出色的电影演员。新中国建立后,项堃在《上饶集中营》、《南征北战》、《大地重光》等影片中都有出色演出。

        陈仁炳是密西根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曾任武昌华中大学教授,带领合唱团归国后,于1945年加入民盟,创办《展望》周刊,建国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复旦大学教授。

        1991年8月,武汉合唱艺术团应新加坡李豪合唱团邀请,前往演出题为“武汉的回忆”的抗战歌曲音乐会。此次访新,武汉合唱艺术团带去了许多抗战歌曲,“其中有夏之秋教授谱写的三首歌曲,合唱‘歌八百壮士’,独唱‘思乡曲’与‘卖花词’”,歌唱家吴雁泽为此请教夏老时,“夏老特找出这首五十余年前在新加坡极为受欢迎的歌曲”。当合唱团演唱抗战歌曲时,“观众极为热烈,许多老人由子女扶着来到剧场,还有的老人每天都来,他们在观看演出时心情非常激动,许多观众热泪盈眶,演出后还特意留在剧场和演员们交谈,谈当年武汉合唱团来新演出时的盛况……”

        武汉合唱团的相当一部分成员一直生活到本世纪,对他们来说,“最难忘的的岁月就是参与歌声抗战的那段经历”,“当年在武汉及南洋的抗战歌咏宣传,一幕幕都在眼前”,他们并没有被忘记,但随着他们的老去,鲜活的记忆即将尘封。尽管很多人的这段经历并没有留下文字或音像,无法再见完全真实的历史,然所幸尚有相当多的历史资料散布于各处,翻检这些文字,可以想见到当年在武汉,在中国,在海外,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和衷共济,凝聚一体坚持抗战的坚强信念。武汉合唱团所在的那个时代,恰如它的名字,是中华民族全民大合唱的时代,一个空前团结的时代!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秦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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