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董必武

发布日期: 2019-07-29 12:43 来源: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浏览次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特别意义在于,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回顾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逐渐实现从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以及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所做出的光辉事迹,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见贤思齐,对于我们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886年3月,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畬,号壁伍。参加辛亥革命后,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用壁伍谐音“必武”。

1905年夏,董必武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在等待入学期间借住日知会,结识刘静庵。日知会所购梁启超主办之《新民丛报》,因立意新颖、文字生动,“笔下常有感情,煽动性大”,董必武很感兴趣。求学期间,通过日知会、刘静庵,董必武又接触到《民报》。因《民报》更加新颖、充满革命精神的内容,结合自身的经历、思考,董必武日渐倾向于民主革命思想。1910年毕业时,董必武已成为一个把个人命运与国家荣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青年。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董必武毅然投身革命前线,实现了从封建王朝的秀才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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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中国同盟会吸收董必武为会员。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董必武选择东渡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步伐,于1914年考入东京都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毕业,与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然而屡次的失败使董必武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1919年,反对巴黎和会协议引发的五四运动,使董必武看到普通民众行动起来的伟大力量。他也遇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董必武大量阅读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并结合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经历深入思考,认为“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实行“阶级革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董必武终于找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征途。

1920年8月,在武汉创办武汉中学以宣传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董必武接到李汉俊上海来信。信中希望董必武也能在武汉组织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引起董必武的强烈共鸣。不久,由董必武、陈潭秋等七人组成的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同年11月,又在武汉中学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董必武等在武汉的工人、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了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之一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董必武长期奋斗在这一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党性、智慧、品德等等,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学习。

严守党性,服从领导。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蒋介石企图收买董必武以加强自身政治力量支持。第一次,蒋介石改变此前不让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的主张,企图以1000元银元收买董必武参加他设计的湖北政务委员会。高官厚禄的收买遭到董必武的严词拒绝,反而一力劝说蒋介石服从革命需要。第二次,蒋介石派副官携他的一封信、一张签名照片、一身呢料服装和一张支票求见董必武。董必武收下信件和照片,拒绝服装和礼金,说:“我董用威是拥护革命的,只要总司令革命,我同样拥护,我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名位。”在其副官执意留下衣服后,董必武非常愤怒,说:“蒋介石是个流氓,他那配领导中国革命!”在国共合作破裂无可挽回之际,董必武遵中央指示,拒绝汪精卫的挽留,毅然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宁愿置身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革命。

致力合作,坚决斗争。抗战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大力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单枪匹马参加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式,何应钦大肆污蔑中共和第十八集团军“不顾大局,扩充实力,袭击友军,破坏抗战”,达两小时之久。董必武对何提出问询,并用事实逐点加以批驳。何应钦理屈词穷、无以应答。国民党CC分子却破坏议程,捣乱会场,董必武当即提出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董必武的慷慨陈辞,打击了反共势力,教育了中间党派,赢得了进步人士的赞誉。有诗赞曰:“为国谋团结,奔驰大后方,只凭三寸舌,胜过万条枪。暴露言辞尽,从容任务偿,声明离议席,理直气轩昂!”

广交朋友,团结合作。董必武与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成员结交颇多,在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战后国内和平时一起努力,因此也结下深厚友谊。在重庆时,董必武经常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等共商国是于鲜特生的住宅“特园”,董必武称之为“民主之家”,冯玉祥书写成匾额,张澜作楹联,挂于特园门前。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看到,称之为“特园三绝”。为壮大民主党派力量,董必武多次与救国会、职业教育社、青年党、农工民主党等党派领导人相商,促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1947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沈钧儒等准备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此时已负责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担心盟员生活,特致电周恩来、李维汉,建议对赴港盟员生活困难者予以接济。这种革命友谊一直维系。建国后,董必武不肯搬进中南海,他说:“我若搬进中南海,原重庆、上海时期往来的许多老朋友,要找我就不像现在方便了,这对工作是不利的。”

统战艺术,智慧无穷。为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统战工作特别需要工作艺术,智慧地化解各种难题。1940年底,马寅初被国民政府逮捕。为营救马寅初,打破新闻封锁,次年3月,中共与重庆大学师生提前为他进行60寿辰祝寿活动,使公众持续关注马寅初事件。《新华日报》在24日刊登祝寿启事。30日祝寿大会,周恩来、董必武等送来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坐鹤无帐”暗指寿公不在场。当天的《新华日报》特地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命免登。”通过这样的方式报道祝寿会消息。该事对后来马寅初逐渐转向中共起到重要作用。1945年,董必武出席创建联合国大会在美停留期间,受邀出席一个演讲,在接受提问时遭遇刁难。有人问:“你们共产党是否拥护蒋委员长?”接着又人问:“你们共产党讲爱国,究竟是爱苏联还是爱中国?”董必武听后把桌子一拍,怒斥其险恶用心,妄图污蔑中国共产党,说毕立即退场。事后向工作人员解释其发脾气原因:借发脾气的机会正好可以回避第一个问题,以免被反动分子利用,蒙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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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自律,积极乐观。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创建联合国大会,有一笔可观的置装、生活和交际费用。但是他总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开支。董必武出国时所穿西服是在重庆购买的,很不合身。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时,从属建议他换一身质量稍好的衣服,董必武就在一家成衣店花25美元买了一套,节省服装费1275美元。在美期间,还节省1240美元的生活费,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节省的资金全部用于购买印刷机、打字机等物资,以支援上海的党报和通讯社筹建工作。董必武亲自结算的《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教育意义深刻。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被迫撤离南京之时,董必武与送行者告别,他说:“好战分子行将自食恶果。彼等中外友人,亦将后悔莫及。”“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言谈之间,革命乐观主义彰显得淋漓尽致!

共和国法治的奠基者之一

在董必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彭真说:“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法学专门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许多独创性的见解。”“董必武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为建立法治中国,董必武贡献良多。

主持制定法律,健全司法体系。董必武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第一部重要法规。这部组织法规定了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组织和活动原则、政权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行政、司法、检查的组织机构和职能等,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奠定了基础。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先后主持制定多部法律。建国初,针对检察机关“可有可无”的说法,董必武积极设法为检察机关抽调干部、研究检查工作,不断阐述其重要性。1951年增产节约运动中一些地方将检察署裁撤,董必武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后立即予以制止。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董必武积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建立各种审判制度,组织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推行合议庭、公开审判、两审终审制等。组织整理《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以提高审判质量。

培养法学人才,开展法学研究。大规模院系调整时期,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被撤销,董必武认为像北京大学这样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撤销法律系是很不适当的。他多次找中宣部、教育部沟通,亲自确定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领导干部集体,并对其建设提出具体意见。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北京大学法律系得以重建。此后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也相继恢复法律系。董必武认为“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他克服重重阻力与干扰,亲自参与组织筹备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法律出版社。为推动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建立,董必武从1953年开始讲话、交谈、写报告连续不断,多次在党内大会上进行呼吁,提出研究所具体领导人选,重视法律文献搜集整理。1958年10月,法学研究所终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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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依法办事”,建设法治国家。1954年,董必武在政务院讨论当年政法工作任务的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国家应当由搞运动向按法律办事的方向转变,倡导“按法律办事”。1956年的八大,董必武在大会上提出加强人民民主法治建设依法办事的治国方略的建议,“党中央号召公安、检查、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其二,有法必依……”相比“按法律办事”,“依法办事”内容更加广泛、深刻,更具有深远意义。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在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作者:张道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