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百年风云激荡大武汉 恽代英起草爱国传单声援北京

发布日期: 2019-05-05 12:49 来源: 楚天都市报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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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田子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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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湖北黄冈回龙镇浚新小学旧址

整整一百年前的武汉,五四运动风云激荡,爱国狂飙席卷全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总结了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虽然爆发于北京,但武汉也是五四运动的重镇之一。”昨日,五四运动研究专家、湖北大学资深教授田子渝收看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后说。他的《武汉五四运动史》一书正在进行第二次再版,过去40年来,他翻遍了1917年至1925年间相关武汉的文史资料。一百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在他的叙述中一一展现。

江城狂飙骤起  爱国激情熊熊燃烧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在这一点上,武汉和全国的进步青年是一样的。”田子渝教授说。随着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爱国主义的浪潮也在短时间内席卷江城。

1919年5月6日,《汉口新闻报》率先报道了北京爱国学生举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同日,江城另一大报《大汉报》头版以《北京快电》为标题,报道这一消息,并发表短评《中国可以不亡》。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正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校长),他连夜与该校中学部三班学生林育南商议响应,起草并油印了600余份爱国传单《勿忘五月七日之事》。

5月7日是国耻日。在五四运动的背景下,中华大学聚集了6000多名学生,恽代英的爱国传单引发强烈共鸣:“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5月9日,武昌各学校学生代表齐集中华大学,并公推恽代英起草宣言书,声援北京学生。次日,中华大学、武昌高师等15所大、中学校代表举行茶话会,决定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后,武汉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

学生冒雨游行镇压难挡汹涌洪流

1919年5月18日,武汉3000多名学生集中在阅马场,举行第一次爱国大游行。“恽代英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个激动人心的过程。”田子渝教授告诉记者。当时,学生们手持写着“争回青岛”“灭除国贼”等字样的旗帜,从阅马场出发,经过武昌路、抚院街(今民主路)、司门口,转长街(今解放路)、大朝街(今复兴路)复至阅马场,一路呼喊口号,一路散发传单。市民们纷纷端茶送水,一位人力车夫振臂高呼“学生万岁!”

5月20日,武昌文华大学、文华中学、圣约瑟学堂、博文学院、文华童子军等教会学校1000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行进到督军署前时,突然下起大雨,但仍秩序井然,无一人离队。

得知学生要响应北京、上海学生的总罢课,6月1日清晨,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主要学校,每所学校大门口都有百余军警把守,武昌街头也布满军警。但学生们冲开军警的封锁线,从粮道街、巡道岭、昙华林冲上大街,汇合成汹涌的洪流。

一时间,武昌处处都是飞舞的传单和正义的呐喊。王占元命令军警镇压,30多名学生受伤,数十人被捕。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的右大腿和文华大学一名学生的手掌被刺刀戳穿。

6月3日,中华大学数十名学生在暴雨中上街,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保安队进行镇压,4名学生重伤,5人轻伤,7人被捕。

商人罢市支援运动走向各界联合

“六一惨案”和“六三惨案”轰动全国,武汉爱国力量空前凝聚。

1919年6月10日上午,汉口数十家商店首先罢市,有的商店门首书写“国耻痛心,休业救国”。武昌律师公会副会长施洋在律师公会的紧急会上,提出援助学生的议案。接着,律师公会代表受伤学生提出公诉。武汉商界通过汉口各团联合会、汉口总商会、武昌商会等团体,举行临时会议,谴责军阀的倒行逆施,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活动。

这一天,武汉的报纸刊登了北京政府批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的消息,武汉人民欢欣鼓舞。

6月11日,汉口租界区、二码头、华景街(今华清街)、前后花楼及后城繁华区的商店,纷纷罢市。

6月12日,武昌全城罢市。

工人阶级也在行动。武汉贫民大工场织机部的工人组织国货贩卖团,每天派10人将本场生产的产品挑上街巷售卖,积极参加提倡国货运动。

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

武汉成中国共产党最早策源地之一

五四运动之后,武汉大批爱国人士重新思考:中国究竟该走什么道路?“恽代英曾说,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是在‘黑山谷里摸黑路’。武汉地区的第一批共产党人,都是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田子渝教授说。

恽代英在思考中,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恽代英等23位革命青年聚首湖北黄冈回龙镇浚新小学,成立有中国共产党萌芽性质的共存社,毛泽东创办的湖南文化书社也派代表易礼容参加。

“共存社意义非凡,几乎与中共一大同时出现。”田子渝教授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与共产国际联系密切,但共存社却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联系。恽代英等青年自觉地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自觉组织成立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团体,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势在必行。

出生于红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董必武,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也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潜江人李汉俊的引导下,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于1919年8月来到武汉,创办武汉中学,通过办报、办学校,走上了“坚信马列志不移”的革命道路。“五四运动启发了恽代英、林育南、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李秋实等革命青年,让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田子渝说。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使武汉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共一大上,13名代表中有5人是湖北籍,在省籍人数上位居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