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的中共武汉市委

发布日期: 2019-05-20 14:52 来源: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浏览次数:

每年5月16日,武汉人民都会回望1949年。70年前的这一天,正是“人民武汉”的起点。

在解放战争时期,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其解放的过程既不同于天津的军事强攻,又不同于北平的和平解放,更不同于绥远全省的暂时保留原有统治形式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解放的模式,而是形成“外困内反”的独特模式。一方面以第四野战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从东、北、西三面兵临城下,从外部对武汉进行战役包围、武力震慑,另一方面由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党委城工部领导的统战策反工作取得卓越成效,有效加速了武汉地区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瓦解。

党的组织

1948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曾惇、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刘实组成委员会,曾惇任书记,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常委。组织部长江浩然,宣传部长张文澄,陈克东分管策反和沙市工作,刘实分管工运。上海局还先后从外地调来了张汝霖、华晓阳、尚家齐、吕乃强、杨坤泉、徐家成、郭治澄、孙运仁等,使工运、学运、文化新闻、统战等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各战线的工作组和委员会。当时工运委员会的负责人有刘实、张汝霖、邓祥、华晓阳等;学运、青运建立了学生运动工作组和青年工作组两个平行组织。学运组由金本富、张靖琳、张敏负责;青工组由尚家齐、吕乃强、杨坤泉、徐家成负责;文教组(后又分为文化新闻组和教运组)负责人有孙运仁、史林峰、赵忍安、宋洛等;策反组负责人有陈克东、吴明勋、吴君毅等;金融组负责人有翁和新、陈啸原、何燕南等。

1948年底到1949年3月,中共武汉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解放前夕,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党员人数达523人,其中武汉390人,黄石20人,沙市等地9人,衡阳45人,转长沙等地50人。党员分布在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部门,许多重要的工厂和大专院校建立了支部和总支。如武大总支,党员人数最高时达80人。此外,市委还领导外地的一些党组织如黄石矿特区,长沙、衡阳、沙市的直属支部等。
从1949年1月开始,市委还在各条战线建立秘密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有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新民主主义少年协会、新民主主义劳动协会、新武汉建设协会、新教育学会、新民主主义新闻协会、民主妇联等。参加这些外围组织的成员达2700余人。
武汉市委未设立机关,仅在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设立秘密指挥中心于汉口保元里9号,曾惇、张文澄坐镇;武昌分委设指挥中心于武昌鄂南电力公司,江浩然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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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保元里9号

统战策反工作

经历过辛亥革命、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洗礼的大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生活在武汉的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元老大都参加过旧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革命,曾不同程度地受过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同共产党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

中共武汉组织首先争取的统战对象是以张难先、李书城等为代表的湖北地方耆宿和以周杰、贺有年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的一些参议员。1949年1月,他们为反对内战、促进国内和平成立了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发动了湖北和平运动,对加速蒋介石下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他们又利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的条文,由汉口市商会会长贺衡夫出面邀请张难先、李书城、晏勋甫、陈时、陈经畬等各界知名人士50余人,于1949年4月在汉口成立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该会后来配合武汉市委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人心、迎接解放军入城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长期合作的光荣历史,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这种联系和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48年,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先后在武汉成立了民盟汉口市支部、民盟湖北省支部、民建武汉地下组织等机构,与中共武汉组织互通信息、密切合作、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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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的武汉三镇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党委城工部的统战工作几乎涉及武汉三镇各个行业、各个系统。如果说武汉城市统战工作是一首争取盟友、团结教育同志、壮大革命队伍的和风细雨的协奏曲,那么武汉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就是一场从敌营内部瓦解敌人、减轻革命阻力、保护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惊心动魄的攻心战。

武汉地区的策反工作最初是从武汉地区的“三府两局一会一司”开始的。所谓“三府两局一会一司”是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武昌的湖北省会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以及湖北省参议会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早在1948年初,江汉区党委城工部的余杰就与湖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吴先铭、郑桓武以及《新湖北日报》社副社长、省政府设计委员谈瀛建立了联系,并通过武昌实验中学教师邹圣芗牵线搭桥,与掌握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实权的副议长艾毓英建立了工作关系,从而使艾毓英成了武汉最早被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地方首脑。此后,余杰又通过吴、郑、谈这些城工关系,于1949年2月省、市政府改组的机会,把策反工作伸向“三局两府”。首先,做通湖北省第六区原行政专员蒋铭的思想工作,使其接受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朱鼎卿的任命,出任武昌市市长。接着,又大胆地对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开展争取工作。中共武汉市委派党员李逊夫和李曼农出面做胡慎仪工作,终于使其弃暗投明。市委和城工部向他提出了“稳定部属,掌握武装,维持过渡时期秩序,保证城市完整接管”的工作要求。后来,在湖北省政府命令省会警察局撤往鄂西的关键时刻,胡慎仪顶住强大压力,保存和稳住了这支拥有上千人枪的武装。在国民党军仓皇南逃之时,胡慎仪又率领这支警察武装维持社会治安,保证了过渡时期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对汉口市政府、市警察局方面的策反工作这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鄂中地委城工部和天京潜县委城工部负责人邱肱良、林涯萍通过进步工商业者林厚周、阮冰夫妇,配合民革的晏道刚、严敬、邬晓丹等人,利用同宗、同乡、同事的关系,对汉口市长晏勋甫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使他转变了立场。同时,天京潜县城工部的城工人员吴忠亚利用私人关系,成功策反了汉口市政府秘书长杨锦昱,并和襄南地委城工部城工人员熊克浩、刘若虚等默契配合,共同策反了汉口市警察局保警总队队长胡武。胡武在城工部的支持下,用假撤退的办法将汉口保警总队1500余人枪全部留在了武汉迎接解放。余杰在谈瀛、郑桓武的协助下,又策反了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

鄂中地委城工部在汉工作人员通过林厚周、邬晓丹成功策反了武汉警备司令部第三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留在武汉迎接了解放。
在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方面,党员胡铭心了解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对国民党政权已经丧失了信心,私下流露出想找共产党联系,为自己找条出路的心迹。因此,中共武汉市委青工组成员杨坤泉指示已在陈家当家庭教师的胡铭心做好他的工作,促使陈尽快弃暗投明。陈良屏归向人民后,陆续交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组织系统表,成员背景及分工,省党部直属特务组织的状况,省、市党政军联席会议记录等核心机密材料,并将其控制的京山反共地主武装交出,指令其停止活动,等待投降。

各地党委城工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策反互动也是捷报频传。尤其是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省政府主席暨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经过党的长期争取,在武汉解放前夕宣布起义,对加速武汉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民总动员,迎接武汉解放

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武汉市委在1949年2月23日和4月19日,由市委书记曾惇主持召开了两次市委会,作出了《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问题》的决定和《为保护城市接管而斗争》的决定,并放手发动群众,与各方面密切配合,迎接解放。党组织在学校、机关、厂矿、银行广泛组织应变委员会、护厂委员会、护校委员会等合法机构,领导全市人民开展反搬迁、反破坏、保产护厂,“应变”联防等保护城市的斗争,阻止敌人对资产、设备、物资等进行迁移和破坏,使武汉完整的回到人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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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渡工人保护下来的一艘泵船和一艘轮船

1949年5月14日,人民解放军四野主力一部从武穴至团风一线强渡长江,直插黄石、大冶,迂回包抄武汉。主力的另一部集结黄陂横店一线,并于15日进抵汉口郊区岱家山,直指武汉。15日晨,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在贺胜桥、金口一线起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乘专机仓皇南逃,白崇禧、鲁道源部撤出武汉,武汉进入政权交替的“真空”时期。

15日下午3时,武汉市委及所属各系统进入战斗岗位。市委书记曾惇、宣传部长张文澄来到汉口保元里9号的市委指挥中心,负责指挥。汉口方面以电信局为中心,划为上、中、下三段,由刘实坐镇汉口电信局;武昌方面以蛇山为轴线,共划八个区,以鄂南电力公司为中心,江浩然负责指挥。15日晚,共产党员张冰、王延曾在国民党汉口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惨遭杀害。午夜,敌军全部撤走。市委指挥中心命令各据点纠察队、巡逻队上街执行任务,维护社会秩序。

16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18师进驻汉口,汉口解放。17日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从蔡甸进入汉阳县城,汉阳解放。同日下午5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3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武昌解放。至此,武汉三镇全部得到解放。武汉这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名城,在经历了漫漫长夜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从此获得了新生。

(作者:高青)

参考文献:

《武汉市志·政党志》,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8

《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