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概貌

发布日期: 2019-04-10 16:58 来源: 《武汉市要览》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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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全图(1876年)

武汉简称“汉”,位于中国腹地中心、湖北省东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和特大城市,中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全国第一大河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纵横交汇通过武汉市区,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格局。唐朝诗人李白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等诗句,因此武汉又有“江城”的美誉。加之上百座大小山峦遍布三镇,166个湖泊错落其间,为著名的山水园林城市。水域面积2217.6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2015年末,全市辖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东西湖、汉南、江夏、蔡甸、黄陂、新洲13个行政区,以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武汉化学工业区和武汉新港。全市户籍人口829.27万人,土地面积8569.15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566.13平方千米。

武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8000年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坐落在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的的盘龙古城筑于商代中期,距今有3500年的历史。

东汉末年起,长江北岸地域先后属沙羡县、曲阳县、沌阳县、汉津县、汉阳县(606年);长江南岸地域先后属沙羡县、汝南县、江夏县(589年)。自汉以降,经南北朝至唐、宋,武汉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商贾辐辏,武昌(府城)和汉阳(府城)为长江中游两个著名的商业、手工业城市。

明代中叶,由于汉江河道的变化,汉口镇崛起。

明末清初,汉口以商业、手工业大镇卓立华中,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同称“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数千年间,因水运发达,物产丰富,武汉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并由军事中心进而发展为区域性政治、商贸中心。

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自1861年起,英、德、法、俄、日本等国陆续在汉设立租界,面积达2.2平方千米。外国列强以汉口租界为据点,在汉设领事、开洋行、办工厂、兴学校,实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的政治制度。汉口租界的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位列全国第三,其影响力则位列内地各城市租界之首。

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莅鄂后,施行“洋务新政”,兴办工厂和学校,编练新军,武汉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地区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在汉口租界的影响和张之洞鼓励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带动下,武汉民族工商业得到大力发展。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而与广州、天津相比肩的全国第二(或第三)大通商口岸。1865—1931年,江汉关间接贸易额有42年仅次于上海,在四大口岸中居第二位,有18年居第三位。

民国中后期,武汉与上海、广州、天津并称为全国四大金融市场,业务量仅次于上海。

近代以来,辛亥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武汉抗战时期,武汉三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即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夜,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率先发难,打响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武昌起义第一枪。此次起义的胜利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全国各地革命者发动的革命暴动推向了最高峰。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第一部具有共和宪法雏形的《鄂州约法》以及第一个具有民主性质的临时议会在武昌诞生。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武汉被公认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武汉民军以其血肉之躯,以劣势的装备和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在阳夏之地大战数十日,为全国其他各省的纷纷起义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赢得了必要的时间。此举充分体现了武汉人民“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振兴乡邦的爱国精神、通力协作的团结精神、不计生死的牺牲精神”,也称“首义精神”。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武汉成为最早建立早期中共党组织的地区之一。1923年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形成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高潮。1926年9—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于此。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合三镇划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并于4月16日首次成立三镇合一的武汉市政府,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最早建市的城市之一,也是第一个中央直辖市;中国共产党领导武汉人民配合国民政府将已存在66年的汉口英租界收回;毛泽东在武汉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底至5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此时期也因此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顶峰。“七一五”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作出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的决定,并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1937年11月到1938年10月,学术界称为“武汉抗战”时期。此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重要机关迁汉办公,国民党军政要员、各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各界风云人物汇聚江城,武汉成为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驻武汉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并在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十多个省党的工作。12月底,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支主力武装在武汉诞生。1938年6—10月进行的武汉会战,中国方面投入兵力100余万人,共歼灭日军12万余人,击落日军飞机100余架,击沉日军舰艇40余艘,使侵华日军付出了重大代价,从此以后,日军无力继续进行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沦陷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等人民军队,在武汉外围继续抗击日军,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对武汉日军的战略牵制态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意图以武力消灭在武汉外围坚持八年抗战的新四军第五师等人民军队。此一时期,由于武汉重要的交通及区位优势,且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抗战胜利后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1946年6月,以处于大武汉外围、距离武汉仅120千米的中原突围为起点,历时3年的全国解放战争序幕在此揭开;1947年夏,在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刘邓大军跨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威震武汉、南京,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从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迫使国民党政府从战略进攻转入分区重点防御,战局发生根本转变。

1949年5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切实有效的统战工作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军队被迫从武汉撤退,武汉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武汉城市解放模式有别于北平、天津、绥远解放方式,独具特色,极大地丰富了城市解放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经济和商贸中心城市。武汉解放初期,武汉被确定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6月,武汉成为湖北省辖的省会城市。在此前后,随着有计划地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战胜了1954年的特大洪水,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五”计划时期,国家确定武汉为重点建设城市,除改造旧有企业外,开始兴建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青山热电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长江大桥等一批重点项目,其中武钢、武重、青山热电厂属由前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确保重点的方针,提出“基建第一”的口号,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建成武汉市第一棉纺织厂等一批大型国营工厂。经过“一五”计划建设,武汉已由一个商业比重大的城市开始转变为内地重要的工业城市。

1957年开始,武汉重点发展汽车、电子、化工、塑料、农机、建材等一批新兴工业。1958年初,同全国一样,武汉开始出现“大跃进”的局面,同时开始的“二五”计划要求新建扩建项目196项(通称“两百项”),关山、青山、葛店地区30个重大建设项目是规划中的骨干重点,大部分必须在1958年、1959年两年内建成。加上国家在武汉重点工程的扩建和提前完成,以及各行业、各区围绕骨干重点项目所办的各类中小型企业,将建成冶金、发电设备制造、电子仪表制造、工业母机及工具制造、化学工业、制药、建筑材料、纺织等11个工业生产专业体系。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规模过大,要求过急,交通运输、劳动力和市场供应物资出现紧张状况,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1960年底开始,武汉市根据中央指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工业生产进行了调整,到1965年,各项调整任务取得显著成效,生产超过了1957年水平,多项经济指标创新中国成立后最高水平。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尽管也经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反右倾”等错误,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工作也取得一定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党政组织一度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6年的“扫四旧”、“大串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的“一月风暴”、“全面夺权”,1968年的“三反一粉碎”,1969年的“反复旧”,1974年的“批林批孔”等等,造成思想混乱,经济倒退。武汉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进行坚决抵制和斗争,曾发生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全面进入改革开放时期。1984年、1993年、2007年,武汉三次成为全国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试验区)。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对武汉市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在汉企业原则上下放到市。

此轮综合改革试点,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84—1986年,以搞活“两通”(交通、流通)为突破口,敞开三镇大门,打破武汉与周边及各地相互封闭和分割的状况,引来四方商贾,三镇物流、人流骤增,给城市和企业带来活力。与此同时,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改革商业和交通等行政机构,探索行业管理的新路;落实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蔬菜产销体制;开展“城城通开,城乡通开”,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在1986年创建并组织长江沿岸经济协调会后又成立武汉经济协作区。1987—1991年,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点转向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并相应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在大多数各类工商企业实施第二轮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并在部分重点企业进行放开经营、办“特厂特店”,在部分国有和集体所有商业、供销、粮食、旅游、物资企业推行经营、用工、分配、价格“四放开”试验,在一些企业进行股份制、组建企业集团试点,组建兼并市场,推行企业兼并;在发展生产资料市场的同时,发展资金、技术、劳务市场;建立区级财政,下放管理权限,开展城区改革;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先后创办与发展,为传统工业改造和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原动力。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首站武昌发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讲话。国务院于当年7月正式批准武汉等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1993年12月13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武汉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1994—1997年,以加速市场体系建设为中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科技体制改革为基础、转换政府职能为保障,全面推行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要素市场建设为重点,全面建设市场体系;继续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起一批开放式并兼具综合服务功能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批发市场网络,进一步培育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市场,完善产权市场;按照政企分开原则,初步建立起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形成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次的管理营运体系;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推进科技体制的改革;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向城区下放经济调控权、项目审批权、工商登记权、土地批租权和相应的财税、人事管理权,同时城区政府进一步向街道放权,明确市、区、街的职能分工,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为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

进入21世纪后,武汉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进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攻坚,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创新、亲民、务实、廉洁”责任政府建设,各级政府机构切实转变职能,从多方面强化行政效能建设;积极面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形势,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着重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并组织武汉城市圈(即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千米为半径的城市群体,其中包括武汉及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周边城市)的建设,区域合作取得新进展。

2007年12月14日,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9月,《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正式获国务院批复同意,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改革试验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2月,武汉市被确定为中国区域中心城市。2012年5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要大力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原则同意并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武汉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1997年,武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两番,提前3年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06.84亿元,年均增长13.3%。经济总量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的排位由1995年的第十二位上升到第九位。进入21世纪,武汉经济建设的目标提升到建设华中地区重要的经济、金融、交通、信息、科教五大中心。2016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912.61亿元,比上年增长7.8%,GDP总量在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位居第四,是中部唯一一个突破万亿元的城市。全年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总收入1322.1亿元,位列全国第九。

现代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980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101亿元,实现利润11.92亿元,利税19.19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39.7%、41.9%、40.0%。此后,经过调整,工业经济加快发展。1991年,在全国17个大中城市中,武汉市工业速度居第十三位,实现利税居第七位。1992—2000年,武汉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除1999年外,有8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武钢“双七百”工程、神龙30万辆轿车一期工程以及光纤光缆、通信设备等项目建成投产,武汉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由“钢(铁)、机(械)、纺(织)”到“钢(铁)、(汽)车、机(械)、新(高新技术)”,到初步形成“光电子、钢铁及新材料、汽车与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环保”等五大产业基地的3次大跨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产品结构不断改善。开发区成为武汉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07年,武汉全面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多极支撑产业格局形成,四大支柱产业和六个优势产业(环保、烟草及食品、家电、纺织服装、医药、造纸及包装印刷)规模以上企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2794.09亿元,比上年增长24.1%;全市产值过亿元的工业企业达到334户,比上年增加62户。2015年,全面推进工业发展“倍增计划”,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4081.91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3504.2亿元,为2010年的1.8倍,总量列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增速列第一位。

交通运输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一大批路、桥、隧、站、场、港等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重大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长江二桥和军山、白沙洲、天兴洲、阳逻、二七、鹦鹉长江大桥,以及汉江知音桥和月湖、晴川、长丰、蔡甸诸桥的建成使用,使武汉成为国内拥有大型江河桥梁最多的城市。绕城高速公路、7条城市高速出口公路,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6号线,武昌火车站改造、汉口火车站改造、新建武汉火车站、武(京)广客运专线武汉段、沪汉蓉铁路武汉段、武汉北编组站,天河机场,长江隧道,阳逻国际集装箱转运中心,江城大道,首义广场,岳家嘴立交桥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大大完善了交通网络体系,武汉成为全国四大铁路枢纽之一和六大路网客运中心之一。

城市面貌发生巨大改变。江汉路步行街、王府井、龙王庙商贸广场、中百连锁超市、武商、中商、家乐福、麦德龙、沃尔玛等商贸项目,极大地增强了武汉作为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武汉广播电视中心、琴台艺术中心、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武汉体育中心等社会事业项目大大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功能。1985年,全市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为28.0%和1.9平方米,到2015年则上升至39.65%和11.12平方米。此外,汉口江滩、武昌江滩、汉阳江滩、188千米环城森林生态工程、龟蛇二山综合整治工程、汉阳月湖风景区等项目,充分彰显了武汉滨江滨湖的特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科技、教育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武汉是全国第一个实施“科教立市”基本市策的城市,2015年末,武汉拥有国家级实验室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1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国家及企业技术研究中心25个,科技竞争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自80年代开始,武汉在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课程、教材等教育、教学领域展开一系列的改革。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武汉地区普通高校增加到82所,在校研究生11.27万人、本科及大专生95.68万人,其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87年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千元大关,绝大多数人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一部分开始走上小康。2000年,城区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6760元,提前3年进入小康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2995元,提前两年进入小康水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于2005年首次突破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341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5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997元。2015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43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722元。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养老、失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不断完善,初步建立、建成工伤保险、农村低保制度和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至2005年,全市的绝大部分街道建立社区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城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单位2.09万家,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为184万人;参加失业保险单位1.17万家,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达到8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76万人。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80%以上,其中国家和集体职工社会保障覆盖率100%,基本实现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为保障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全市在7个中心城区全面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1996年3月),并根据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物价的变化,先后多次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2015年,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265.49万人,事业保险参保人数184.05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270.47万人,剩余保险参保人数236.47万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每人每月580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每人每月320元。城市居民享受低保人数11.41万人。全市有社会福利院283家,床位数47289张。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切实转变,行政效能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逐步完善和加强,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渐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有效贯彻;基层民主制度得到实现,人民参政意愿逐渐增强。经过多轮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实效,电子政务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区级政务服务中心健康运行。全市行政区和开发区的1936个居委会调整为1274个社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工作得到加强,并涌现出一批带示范性的典型社区。

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作出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给武汉带来又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提出:至2010年使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科技教育中心、交通通信枢纽,中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心,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真正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进而为建设国际性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0年3月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明确武汉市为“湖北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共武汉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要“将武汉建设成为立足中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大武汉新的伟大复兴”。2013年3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议原则通过《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规划纲要》,提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分为“三步走”:2013—2020年为框架形成阶段,重点实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工业倍增计划、服务业升级计划、城建攻坚计划、国际化水平提升计划,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2021—2030年为功能完善阶段,创新引领、交通枢纽、产业带动、综合服务功能完备,建成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2031—2050年为远景展望阶段,武汉将建成全球性的创新中心、文化之都和重要的世界城市,引领长江中游城市圈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圈。

2017年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未来5年要“聚力改革创新,奋力拼搏赶超,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建设现代化大武汉,打造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文化创意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形成国家中心城市框架体系;建设国际化大武汉,大幅提升国际通达能力,成为联贯长江经济带、联接“一带一路”、联通世界的重要枢纽城市,逐步打造国际交往中心,营商环境、生活环境与国际先进城市接轨,充分展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独特魅力;建设生态化大武汉,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统筹发展,滨江滨湖生态特色彰显,江河湖泊水质全面改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大幅增加,使武汉成为“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国际知名宜居城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城市和谐共生,让绿色福利惠及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