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导师恽代英的多个“之最”

1913年，18岁的恽代英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攻读中国哲学。4年后，他参与创办了武汉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旨在“群策群力，自助助人”。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编写、散发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等传单，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迫使湖北督军向北洋政府和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去电，要求拒绝签字。

1920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当1921年，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

1923年，他创办和主编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在第一期《中国青年》上，写下了一段与青年人共勉的话:

最早提出青年运动必须与群众相结合的领导人之一

恽代英是党内最早提出青年运动必须始终走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观点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2年，恽代英就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中明确提出:“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

“他们要是革命的，便不应离开群众。他们果真为革命工作，便应钻到群众中间去，去和群众融洽起来，探知群众的生活、习惯、心理及要求。我们与群众发生了密切关系，群众才能相信我们，而且我们才能有把握地宣传群众。这样革命工作，才能有基础，才能成功。”

他进一步分析说，群众的力量是发源于本能的冲动，因此有盲目性。青年应该懂得群众的心理，为群众提供理性智慧的指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周恩来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城市搞工人运动时，恽代英就建议毛泽东“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搞一搞”。

1917年，恽代英(前排左三)

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者之一

恽代英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者之一。

早在1922年9月，他就提出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

1923年6月，他提出“民主革命仍必假军队与群众之力以成功”。

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他又提出:“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党军是要‘为主义’‘作战’的，不‘为主义’，或者是不能‘作战’，都同样是有负党军责任，都同样是有负于党、有负于全国瞩望我们的被压迫的劳苦工农”。

恽代英强调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是要“努力使他做成人民的军队”。他要求每个学员区队中加设一个指导员，“代替政治部做工作”，这实际上都为中共“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等原则奠定了基础。

最早强调纪律、又重视监督的领导者之一

恽代英认为，要维护主义的坚决贯彻执行，则非加强纪律不可。“假令我们的党员是有纪律的，一个中央部的命令下来，几万的党员便可以同时活动，他们便有能力号召几十万乃至几百几千万的民众;这样，为什么怕全国一致的革命不能成功?”

恽代英主张，纪律的维护要靠严密的制度和监督。“谁亦不能担保他的同志‘不卖’，而且不能担保他自己‘不卖’;然则怎样呢?只有把党的纪律严整起来，把下层阶级宣传组织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的真正意义，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利益监督领袖的行动，打倒一切‘出卖’救国事业的机会主义家。”

恽代英心底坦荡地说:“要问我亦会有时‘出卖’救国事业么?我决不昧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没有监督裁制力的地方，便总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为要保证自己‘不卖’，亦只有努力求党的纪律加严，下层阶级监督力量的发展。”既强调纪律，又重视监督，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恽代英的这些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恽代英与就义诗

恽代英是敌人切齿痛恨的共产党人。早在黄埔军校，恽代英便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凶”之一。因此把他作为重点搜捕对象。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1931年4月29日被杀害于南京，时年36岁。死前，他在狱中留有就义诗一首:“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现代文学家郭沫若曾这样回忆恽代英。周恩来总理则说，“恽代英永远是中国青年的楷模，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