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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梅神父纪念医院碑”的历史

发布日期: 2023-02-22 10:02 来源: 《百姓发现》 访问:

在汉口,江汉北路属于繁华、时尚的街道。这条街上的武汉市传染病医院,隐含着一段尘封已久的、却又可以触摸探寻的历史往事。

碑刻历史

历史应该从医院内的一块碑刻说起。

踏入传染病医院,一栋颇具近代建筑风格的、简洁质朴、红瓦坡顶、清水砖墙的两层楼房映入眼帘。房屋呈凹字形布局,围成一方院落。绿树掩映,院内芳草如茵。正中有一座单檐亭,亭子中间,就是这包含历史故事的石碑。石碑呈六角形,高2米余,碑沿饰以弧形线条,各面碑体有阴刻题记。中式亭子与西式石碑相融一体,碑的一面镌有“汉口天主堂梅神父纪念医院碑,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敬题”的字样。

湖北督军萧耀南题写的碑文

梅神父是谁?

梅神父,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中国名梅占春(又称“梅赠春”,AngelicusﻪMelotto),生于1864年。湖北督军萧耀南为什么要为他树碑?石碑碑文概述了事情的原委。湖北应城盗贼劫持传教士梅神父,并以之为人质。经数月磨难,梅神父虽获免于难,却因伤重而死。“官商因感梅神父传教被难之惨,公同捐赀建造医院”。刘歆生捐其私人地产作为医院地基,萧耀南捐洋两万,汉上名流巨贾捐款者众,譬如陆德泽、王柏年、万泽生、周星棠、李紫云、徐荣廷等,纷纷解囊相助。除此之外,汉口赛马公会、既济水电公司、钱业公司、第一纱厂、震寰纱厂、盐业银行、上海银行等也捐资从数千元到数百串不等。

梅神父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在他死后,上至湖北督军,下迄商界名人,捐款赠地,立碑颂德,难道仅仅缘于“感梅神父传教被难之惨”?

1902年,梅神父来到天主教鄂东教区传教,先后担任随州、安陆等地总本堂司铎,修筑了几所教堂。1915年,天主教湖北代牧区委派他到应城县卧龙岗天主教堂主持教务。

明清以来,西方部分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华布道,其足迹遍布偏远封闭的村镇。梅神父也一样,“体念上主好生之德,冒险阻艰难,以救斯人为天职”,在湖北传教多年,从中年到老年,成为一位德行至善、地方爱戴的老者。

1923615日,梅神父在应城卧龙岗被河南军阀残部刘广林、雷老幺等扣为人质,以“达成其成师索械之目的”。此事一出,驻汉意、法(法国享有中国天主教会“保教权”)领事当即与湖北督军萧耀南交涉。天主教会委派教士数人与刘部谈判,意欲赎梅,因刘要价太高而作罢。刘部挟持梅神父四处流窜,忽鄂忽豫,分合无常。萧和河南督军会商,合力进剿救梅。梅亦多次来信言明“希尽力克匪,勿我顾念。”表示“不愿中国官军以械给匪,助彼作恶;倘匪伤害自己,只望中国政府以一二万元在随州或德安,修一学校教堂,留作纪念”。

萧耀南

经过数月回旋交战,刘军寡不敌众而败。93日,梅在河南桐柏被官兵救出。因梅被刘军击成重伤,转送平氏福民医院抢救,一天之后去世,践行了他“医世活人,虽死不惜”的济世情怀。

梅神父被绑架前后约70多天。其间,驻华意法公使和天主教会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和湖北军政当局更是留意官军围剿刘部情况的变化。梅被救出以后,意大利公使仍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严办地方长官的要求。时任中国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表示,处分地方长官是中国内政,本总长反对贵公使的主张。顾的表态,维护了中国政府的一丝尊严。

9月中旬,梅神父灵柩由桐柏迁葬德安,在官军护送下,沿途商民“均以梅氏传教有年,心极善良”,迎接祭奠。随州、德安两县,开会追悼。为了感念梅“身陷匪巢,犹力催官军前往剿匪,甘愿牺牲自身,救全万民,实于耶稣舍身救人之道相合,应当有所旌扬”,汉口天主教总堂田瑞玉主教,于918日在汉口怡和街(今上海路)天主堂举行大弥撒,2000余天主教徒与会致祭,以志哀悼。“本省各堂神甫,一致顶礼”。 

田瑞玉主教

梅神父死讯传出,汉口天主堂副主教、意大利传教士索尚德即向意大利政府报告。意政府甚为重视,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赔款和严惩凶手,甚至欲意逼迫中国割地(暗下已定为浙江某一港口)。墨索里尼还亲自题词,称颂梅神父为“英雄”。

19-20世纪发生的诸多教案中,赔款问题一直是民族冲突和中西冲突的焦点。凡遇教案,教会领袖或神职人员往往求助于在华的列强殖民当局,经由外交途径与中方交涉,最后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列强的压力。梅神父之案,当然也离不开这个时代的背景。

梅神父之死,也引起法国驻汉领事馆的极大关注。法驻汉领事和索尚德(又称为索尚铎、索尚贤)密商,由法国领事与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联系,处理善后事宜,他们联合向萧耀南多次施压。法意两国又派军队来汉示威。梅神父案件形同一支导火索,从宗教问题扩大到外交问题,引发一连串的政治纠纷,局面一时难以控制。

慑于列强压力,北京政府和萧耀南为尽快化解纠纷,避免外交冲突升级,决定为梅神父修建医院或学校,“以宣扬该神父之名,而永作纪念”。德安教士公团以梅神父在德安传教多年,德安俨然为其第二家乡,及德安百姓对梅“笃行教义、久深钦仰”为缘由,呈请萧耀南将医院建于德安。汉口天主堂对此予以反对,主张设于汉口。此事经由当局与意法领事会商,决定依照汉口天主堂意见,在汉口建设梅神父纪念医院。梅案终于有了眉目,然而医院建造经费多少,何时开始实施,尚有待落实,事情可谓一波三折。 

上海路天主堂

值此之时,武汉知名天主教徒、地皮大王刘歆生和陆德泽等出面倡议:共同捐资,建设医院。力促教会与军政、商界达成解决方案。192312月,萧耀南召集汉口法国领事、索尚德以及汉口天主教代牧区副主教商议。会上,萧秉承北洋政府的旨意,除向法意赔礼道歉外,还应允从汉口盐税内拨款,作为抚恤和赔偿之用。同时,也议定在汉口集资建立梅神父医院,以资纪念。不久,绑架梅神父的雷老幺、刘广林等先后被缉拿归案。轰动一时的应城梅神父教案才得以平息。

斯院变迁

1924年,意大利人刚恒毅向罗马教皇发函汇报了梅案的全部经过。关于教案的赔款问题,刚恒毅认为:索要赔款,尤其是政治性赔款,不符合天主教精神。梅神父事件,只可象征性地接受一些人身赔偿。但要求当地政府出资建一所教会医院以服务于贫寒民众,是符合天主教宣扬博爱之精神的。“天主教拥有一座本地医院,每年就能救千百个的灵魂,这样也实践了梅神父被绑架后所写的一句话:‘我死后仍然作一位传教士’。”

原梅神父医院的老建筑

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人刚恒毅堪称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关于教案赔偿的意见,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可。教廷公布原则,规定“凡传教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为死难的血而要求金钱赔偿,与天主教会之精神背道而驰。”在这个精神的前提下,纪念梅神父的天主堂教会医院终于开始修建了。

192411日,萧耀南题写的“汉口天主堂梅神父纪念医院碑”落成,医院开始兴办。为“收集思广益之效”,院方组织了董事会,萧耀南担任名誉董事长,索尚德出任理事董事长。

据现有部分史料所记,梅神父案的政府赔款,部分用于修建梅神父纪念医院,部分用于应城县卧龙岗天主教堂。然据梅神父纪念碑记载:“天主堂梅神父医院成立之日,除发起人捐款外,尚需修造经费甚巨,余归官商与天主堂分途募捐。”可知医院的建立除了有赔款之外,大部分资金来源皆为捐资。其中萧耀南捐洋两万元,属捐赠款中最大的一笔,其次为索尚德及汉口赛马公会等捐洋各5000元,余则不等。捐款的武汉名流多成为医院董事会董事、理事。

梅神父以身殉道,中国政府及商界、宗教人士共同集资,筹建医院,除了事件本身所产生的政治因素以外,从个人信仰的宗教方面、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来说,可以寻找答案。例如刘歆生、陆德泽等人感怀“梅神父传教被难之惨”,发扬博爱济世的精神与多行善举的仁德,在梅案善后处理中,尽心竭力,并各捐洋1000元,尤其刘歆生甚至慷慨捐赠“循礼门铁路外陈地三千方”,以作院基之用。刘歆生捐赠的“循礼门铁路外”地皮,过去原为后湖沼泽地带,荒野湖淌一片。清末有土堤,称杨树堤,以多杨树而得名。梅神父医院建于堤东侧,为了便于出行,同时修筑马路,路名称之为“梅神父路”。

当时的“循礼门铁路外陈地三千方”,就是今天的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梅神父医院的前身。

19261月,医院建成,萧耀南亲自参加典礼,题词:“斯院成立,遐迩咸钦,恩膏惠泽,汉广江深”。院内修建梅神父纪念亭,亭中立有石碑(即前述1924年落成的纪念碑),梅神父遗骸迁葬于此。医院包括办公楼、病房、诊疗室、大门牌楼等多项建筑,另建有对外开放的天主堂和神职人员住宅。

医院主要倡办者陆德泽被公推为首任院长,由中国训蒙修女会修女管理院务。为纪念梅神父而建立的医院,本着“扶贫助人,服务为本”之宗旨,肩负施善予人之使命,济世救民,并为贫民专设免费门诊和病床,定期派出医务人员到贫民收容所施医送药,每年春秋义务为附近儿童防疫接种,夏季自制大量暑药分发各地。 

1931年汉口大水梅神父纪念医院组织水灾救护队送诊施药

1926年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军阀陈嘉谟、刘玉春闭城死守,市民断炊多日,陆德泽及社会名人与交战双方交涉,打开城门,使成千上万的百姓得以出城获救。1931年武汉大水,陆德泽亲率全院人员,乘船沿铁路线灾民聚集区巡回治病。抗战期间,医院免费治疗大量的中国军队伤病员。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曾赠“仁术济世”的大匾,以表谢意。

梅神父路的建成,打通了铁路外与汉口江汉路闹市区的联系。昔日荒郊野外渐渐变成富于生机的市区,城市的地理版图又向西北扩充不少。

19535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梅神父医院,更名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梅神父路改称江汉北路。只有默默地伫立于武汉市传染病医院的纪念碑及早期建筑物,还承载着历史的重负,记述着时代的变迁。

掩映于绿荫中的梅神父纪念碑亭

进入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当年梅神父医院的主体建筑尤为完好,坐落其间的梅神父纪念亭、纪念碑质朴如昨。令人遗憾的是,原来华美的宝盖形碑顶已无存。然而碑体上铭刻的捐赠者姓名和捐款数额依然清晰。这里有仁爱的光芒,有每一位捐赠者内心深处的人性博爱。在碑底长眠的“梅神父”,则与纪念他的这座医院相息相伴。 

本文摘选改编自《百姓发现》

作者: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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