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刘道玉（1933—2025），原名刘道雨，字叔嘉，笔名路石，出生于湖北枣阳蔡阳乡一户普通农民家庭，家中兄弟三人，排行老三。8岁入蔡阳私塾发蒙，先生将其改名为道玉。后就读于蔡阳铺中心小学、襄阳二中、襄阳联中、枣阳中学、襄阳高中。

他是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刘道玉任高教司司长期间，为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武大学子到武大校长

1953年10月，刘道玉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8年8月，刘道玉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

1961年1月1日，新年伊始，刘道玉结婚了，妻子是自己的同学高伟。结婚之后，刘道玉来到北京，参加留苏预备部的学习。这一年，国家高教部原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可当时中国内有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外又面临中苏交恶，最后只往苏联派出了1名留学生，就是刘道玉。刘道玉在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留学，并担任留苏学生的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留学期间，因积极参与中苏论战，在1963年7月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回到国内，因此未获得学位。这个被苏联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国后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会后，陈毅副总理请他吃川菜，周恩来总理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但都被刘道玉婉拒，他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回到武汉大学，刘道玉如鱼得水，1966年5月，年仅32岁就被任命为武大副教务长。1973年，刘道玉被任命为武大党委副书记，1973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代表和湖北省委委员。1977年5月，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1978年末患肺炎后病休。任职期间，多次主持高校工作会议，对全国高校的拨乱反正如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等起过重要作用。可刘道玉不愿从政，他以“水土不服”为由辞职南归，1979年5月辞去高等教育司司长职务，重返武汉大学，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1981年8月21日，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这位最年轻的校长，开始了一双布鞋踏遍珞珈山，骑着脚踏车沿东湖去省委开会的生活。他嘱咐行政楼的门卫：学生来信不得扣押，学生要见校长不得阻拦；他又嘱咐秘书：凡是有年长的教师约谈，一般不能让对方劳步；凡是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他还嘱咐自己：烟酒茶不沾、歌舞不会、既不吃请也不请吃。在这样的嘱咐声中，刘道玉赢得了师生的信任与赞许。

创造“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曾经是国内五大名校之一。但刘道玉接手时，武大在教育部直属的23所大学中排名较后。刘道玉发出了“武大要十年生聚，十年雪耻”的誓言。

为武大打翻身仗，刘道玉锐意改革，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教育的创新理论体系”和它在中国当代教育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抓住了中国当代教育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极具启发性，而且从这一问题的探讨，到具体在现实中的运用，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中的热点。

1981年至1988年，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这段时间内，刘道玉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推行了七大新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学生可以放暑假，但算“第三学期”，学生因为学科冲突不能学的课程，暑假期间开设，既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又为学生解决了问题）、贷学金制。这些创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毕业生深受社会、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武汉大学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这种拉开中国高教改革序幕的做法，使刘道玉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刘道玉说：“到现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都是学我们的；国家21世纪才搞贷学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十年！”武大“突然一峰插南斗”，被称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同行皆碑。

“大学校长不是官”

1988年春，刘道玉被国家教育部免职，成为全国唯一被免职的大学校长。很多人以为，刘道玉会很快离开武大，但出生于农村家庭的刘道玉，从小有着农村孩子的犟劲。他不愿意离开武大！虽被免职，但他在民间被广大知识分子誉为武大“永远的校长”。

刘道玉一直认为自己是教育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他最推崇的五位大学校长：一是创办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英国人纽曼；二是当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三是曾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的魏兹曼；四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五是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刘道玉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五个风骨凛然的校长，现在的社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有人说，大学校长也是官，刘道玉为什么要当呢？那么大学校长到底是不是官呢？刘道玉认为，他当校长是为了实践和推广自己的创造教育理想，顶多算个“学者官”。校长职务被免后，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都向他发出了聘任校长的邀请，他毫不犹豫地辞谢了。刘道玉连“学者官”也不愿再当了：“此生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任何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

但“不当官”的刘道玉，从没打算退出教育改革的舞台。他一心想办私立大学，曾试图创办亚洲高等管理学院、创办中国实验大学都未果。后来又想在海南办中国教育试验城，未获教育部批准。1995年，刘道玉参与创办了民办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从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校训都是他亲自制订。他也亲自走上讲台，给中学生上了三年课，对他们进行创造性思维方法训练。周围的人很迷惑：你这大学校长的身价跌至如此？他说：“前苏联的很多著名教育家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柏拉图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创办过柏拉图学园，黑格尔办过黑格尔中学，罗素办过比肯山学校，杜威也办过实验中学，中国的陶行知先生办过晓庄小学和晓庄中学。我想步他们的后尘，搞教育实验创新。”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开办了六年，在校学生参加各种比赛，在武汉市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可惜的是，该校在新世纪到来之前关门了。投资人空手套白狼，跑了。刘道玉说：“我这一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8年被免职和后来受清查，我都没流泪，新世纪学校关门时我痛哭流涕。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你能不悲痛？全校教职员工与我一起号啕大哭……”创办学校失败，刘道玉把精力转到了写书、研究创造教育问题上。他写了五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性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刘道玉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

回答“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探视钱学森，本来是征求他对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意见，结果钱学森专门谈到了教育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邀请6名教育专家座谈。座谈中，温家宝感言钱学森的意见：“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刘道玉以为，钱学森建议的核心不是‘大师’，钱学森的意思是：中国现今没有一所大学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性的模式去办学，所以才出不了杰出人才。模式是因，杰出人才是果。培养什么样人才，是教育方针规定的。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针定格为培养大师级人才。

刘道玉是研究创造教育的，上海《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12期发表过刘道玉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文章发表后，全国好多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刘道玉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在钱学森之问中，钱学森说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而刘道玉在这篇文章中设计的模式，恰好与钱学森五年后提出的问题相呼应。按照刘道玉提出的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研究。

刘道玉作为一个教育改革家，在从事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过程中，先后出版了《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创业与人生设计》《爱的学校》等十多部著作，并在报刊上发表150多篇文章。1983年撰写的《要重视大学生智力培养》获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获湖北省优秀社科图书三等奖；《教育经济学研究》获全国教育成果一等奖。《爱的学校》获武汉市第二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2004年11月，《学习月刊》第11期发表《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刘道玉还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也未放弃自己的化学专业。他在金属有机化学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重大基金、“863”高技术和攀登计划项目等多项重点项目，发表相关文章近100篇。

刘道玉在中国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削弱，反而随着时间的迁延而更多的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道玉也赫然入选。这些荣誉是对刘道玉最大的肯定。

《提前说的话》

2002年，刘道玉身体突然间遭受到中风和脑梗塞的打击。时至今日，刘道玉已不能用右手提笔写字了，只能用左手或者电脑键盘代劳。但是，他每天仍然坚持写下自己的想法，仍然在关注思考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在刘道玉家的客厅木质书架上，最显要的位置上放的都是他近些年的书作和关于“创造性教育”的主题论述。

2006年的秋天，在武大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近500名在校学生为他鼓掌持续半个钟头，没有人停下来。老校长很动情地告白：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2008年国庆前夕，75岁的刘道玉硬撑着身体，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出席“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当天，穿身青灰色西服的老人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尽管身体有些虚弱，但他还是利用这个不多的机会，喊出了“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的心声。与会的教育家们给了刘道玉很长时间的掌声。他们最清楚，这位垂垂老矣的长者为了“教育变革”付出过什么。

从2009年夏天开始，刘道玉开始用左手记笔记，而今他笔记本上的字迹端正、清秀。刘道玉每天散步两次，每次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学习、思考、写作。他给自己写下的箴言是：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晚上他一般不工作，只看些感兴趣的电视剧、《新闻联播》，或者做他自己编排的保健操。他的思维敏捷，记忆牢靠，言语流利，逻辑分明，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强劲、火辣。虽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乐观，认为在自家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作用下，身上的疑难病症都会不治而愈。

晚年的刘道玉，依然希望为教育多做一些事情，依然希望看到中国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期盼的。”刘道玉对身后事也看得很开：“我看到很多临危病人，家人想让他说几句话，却说不出来。我就趁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写了一篇《提前说的话》。”他把这当成是他自己的遗嘱！他还准备再抖一个包袱。这个包袱是什么，没有人清楚，但从刘道玉为自己撰写的一副对联：“生不愿封万户侯，死后不争寸冢地”；横批“一无所求”，可否猜到一点端倪。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刘道玉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故而在教育实践中一贯倡导博爱精神。他对于教师的要求是：要重视道德文章，不忘传道之责，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刘道玉有三句话给教师，很精辟：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

很多人对刘道玉很好奇，对他的经历执迷，对他的思想也不省其意：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其实结论就是一条，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百度百科中《刘道玉》词条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妨引自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中国高校至今在“钱学森之问”上没有举措，这是刘道玉的无奈，又何尝不是科技泰斗钱学森的尴尬呢？息兵罢战，不是他的性格。他是个战士，为达目的，一往无前是他的个性。他最终选择了呐喊。

刘道玉不是圣人。当然，他也不是伟人或完人。他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冲在最前面的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于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战士是会赢得敬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则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事实上，刘道玉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因为他“一贯正确”，更不因为他“完美无瑕”，而仅仅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甚至只是这种精神的符号和象征。这种精神，就叫“改革”。

（撰稿：赵丽萍  摘自《名人武汉足印（教育卷）》，有删节）